2017年10月12日，我和我丈夫米纲维要到西安向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告状。我们在耀县火车西站上车时，富平县梅家坪镇政府工作人员詹宏纪就跟上了我们，与我们一起上了车，并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告诉他后，火车开到富平车站，上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叫徐文义，叫我们下车，我们不下车，就强行把我们拉下车。
我大声呼救，车站的警察赶过来，听我们双方说明情况，叫来了车站的派出所所长。所长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讯问并作了笔录。随后，富平县梅家坪镇派出所所长翟百信带着梅家坪镇政府的人赶到了富平火车站派出所，富平火车站派出所所长把我们两口交给翟百信等人，翟百信等人把我们押回了梅家坪镇派出所，由镇政府人员詹宏纪和一名警察看管。我和我丈夫执意要回我娘家，他们不允许，又叫来在富平火车站拉我们下车的徐文义等三人，这三人打我丈夫。到了夜里12点多，我们不顾看管阻挠，离开派出所，往我娘家走，两个警察领徐文义等三人开车追上我们，警察用手电照明，让徐文义三人扒了我们的上衣，把我往他们的车里拉，我昏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时，才知道我被关在富平县红霞宾馆603房间，徐文义等三人抢走了我的手机，看管着我，连房门都不准出。徐文义对我说：“你要出去，就从窗子跳出去。”我多次想到过死，但我不能死。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陷害我儿子的这些奸商老板恶警谁来追究？
到了10月14日，徐文义等三个黑社会人员非法把我转押到富平县的富泽园宾馆，关押在203房间，抢走我的手机，拘禁了23天。他们经常不给我吃饭，最长的一星期不给我饭吃，我被饿昏过去，他们给我打能量。徐文义还打我两次，有一次要用烟头烧我的脸，被我用手挡住。直到11月5日晚上，徐文义等四个黑社会人员，把我用车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抢走我的所有物品，衣物、30元钱、药品等，把我扔下车，他们开车跑了。我摸黑走了一里多路，找到一个人家，用主人的手机报了警。淡村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把我送到梅家坪镇政府。我在镇政府的办公室椅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镇政府派人把我送回铜川新区我的租住地。这次我们被非法拘禁了22天。这期间正是中共召开十九大的日子，为了维稳，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雇佣黑社会人员，非法剥夺我们的居住和行动自由，连到西安上访也强行阻止。
过了两天，我到富平县政府反映我被非法绑架、关押的遭遇，并要求归还我被抢的物品。县政府没人理我。我报警，城关派出所不给立案，再打电话报警，110指挥中心说：“不要再报警了，我们不维护上访人的权利。”经过这二十多天的折磨，我的心脏病加重，腰疼得直不起身来，借钱在铜川市医院看病，花了2000多元。
2017年12月27日，我和我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访。刚到北京，镇政府人员詹宏纪就赶到了，尾随、监视我。梅家坪镇书记任军林在12月30日也到了北京，要求我们回陕西富平，我们拒绝了，我们要上访，反映并要求解决我的问题。这天晚上，富平县政府驻京办的田建斌带着三个警察、十四五个黑社会人员，叫开我们住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家旅馆的房门，把我们架出房间，推进一辆面包车里，拉到镇党委书记任军林住的地方。任军林还是叫我们回富平，车票已经买好了。我们拒绝回富平。富平县政府驻京办的田建斌当着任军林的面教训我们说：“任书记的话你们要听呢。任书记是你们两个的大（父亲）哩。”后来任军林、田建斌一伙吃饭，叫我们两人坐在一旁，用胶带绑住我们的胳膊腿。他们吃完饭后，几个黑社会人员把我们抬上一辆汽车，拉到马家楼附近。五个黑社会人员一人一床被子在车里睡了，我们两口在车里冻了一夜。
第二天，五个黑社会人员开着这辆车，把我们押送回富平，交给梅家坪镇政府人员。镇政府给押送人员支付了2万元。镇政府把我们押回了铜川新区。
2018年2月13日，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再次到北京上访，找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解决非法关押我儿子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人员把我押送到久敬庄“收容救助中心”，
久敬庄“收容救助中心”又把我交给渭南市政府驻京办人员，渭南市政府驻京办人员又雇车和人员，把我押送回富平，花了1万元。
这次到了梅家坪，镇政府人员对我说：“不要再跑咧，不要再外出上访咧。过年咧。”我有什么条件过年？我有什么心情过年？我儿子米茂德在2007年被人诱骗到北京福祥烤鸭店做奴工。他要求离开福祥烤鸭店，向该店老板杨晓燕讨要工资，杨晓燕勾结当地的岳各庄派出所，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没有出具《拘留证》，把米茂德非法关押75天，关进北京精神病医院14个月。2015年，富平县公安局将我儿子米茂德送进富平县华竹精神病医院至今。十年了，我为了拯救儿子，就是在不断上访、屡次遭关押中渡过旳。
2018年2月28日，梅家坪镇政府人员叫我们到镇政府“说事”。我和我丈夫到了镇政府，即被用车拉到陕西省焦化厂宾馆，进了406房间。没多长时间，四五个黑社会人员把我一人又拉到富平县红涟酒店，关押进902房间。我这次遭非法关押31天，直到3月31日才被送回铜川新区我的租住地。
在富平县红涟酒店902房间，四个黑社会人员轮流看守我，不准我出房间一步。这些人打过我，搧我耳光，有一次把我摔倒在地，脚踩我的头，我昏过去。醒来时我还躺在地上，打手得意地问：“这案子你要多少钱？”3月15日早上，在红涟酒店房间里，我吃看管人员打回来的豆腐脑，发现饭里有一片10公分见方的纸。我问：“饭里咋来的纸？”看管人说是豆腐皮。我说：“你们看是纸还是豆腐皮？”看管人把纸连同豆腐脑倒掉了。3月17人，来了两个自称是县医院的人，没有出示证件，压住我，强行从我的手指上采血。此后我吃了看守人打回来的饭就两手发麻，一直持续到3月31日我被放回家。
这次我们被骗到梅家坪镇政府，遭非法拘禁32天，是因为在北京召开国“两会”。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开会，就能这样做吗？
我与我丈夫米纲维从3月2日在省焦化厂宾馆分离，至今两个月了，再没见过面，也联系不上他，不知他的下落。我向县公安局报案，不给我答复。我打渭南市110指挥中心电话报警，也问不出米纲维的下落。第三遍打渭南市110报警电话，接听的人员说：“不要再打电话了。这个事不归我们管。”
十年来，我不断上访，要求把我的儿子米茂德还给我，对我们家的冤案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归还我们被抢走的物品，赔偿我们的经历和财产损失。我被判刑一次、劳教一次、拘留三次、非法关押十多次，被抢走的手机有13个，只归还了1个。
从2017年10月12日到2018年3月31日，我因到西安、北京上访，又被劫持了四次，遭非法拘禁2次，一次因中共召开十九大，一次因为在北京举行全国“两会”， 这2次非法拘禁共54天。
为什么要对我采取非法拘禁的手段呢？政府雇佣的黑社会人员徐文义在看守我时说得很明白：“政府不正式拘留你，正式拘留要给手续，你就有了证据了”，“政府就是这样关你，以后这样关你的次数多着呢，直到关得你走不动了。”徐文义是什么人？他在富平县是数得着的黑道人物，多次被刑事拘留和判刑，时间最长的一次判刑16年。这样的人物成了政府和警察的得力助手。
陕西冤民、访民
袁芳芳
电话号码 13488008321
2018年4月27日
附 以前的有关文章
我们一家被北京、陕西警方迫害的悲惨遭遇
我名叫袁芳芳，家住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我们家的邻居米小军的父母，在文化革命时参与将我公公家的成分由土改时划定的贫农补划为地主，文化革命结束后，经我公公等人的申诉，我们家的成分又核实定为贫农。对此，米小军怀恨在心，多次寻隙制造伤害我们家的事端。
2007年，米小军伙同他姐夫李耀昌把我儿子米茂德绑架走，在北京福祥烤鸭做奴工。2008年12月，我儿子米茂德要求离开福祥烤鸭店，向该店老板杨晓燕讨要工资，杨晓燕拒不支付，米茂德与工友们同杨晓燕理论，被当地的岳各庄派出所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抓去，没有出具《拘留证》，非法关押75天，遭受百般殴打折磨，致使我儿子米茂德精神错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我得到消息后，2009年3月28日找到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查询，丰台区公安分局拒不接待更不回答我的询问，叫我“自己到安康医院去看”。我先后到北京安康医院一百多次，反复问医院：是谁把我儿子送进医院的？医院不回答。我要求出具病情鉴定书和病历，医院不给。我找北京丰台公安分局，提出这些问题，分局拒绝回答。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信访局反映这些问题，并没有任何过激言辞和行为，7月15日，富平县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把我非法监禁在北京市永定路西利小区10天。 7月29日，富平县公安局指派徐长智科长和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领十几人再次到北京，以我进京上访为由，给我一个妇女人家戴上背铐，一路多次拳打脚踢押回富平，抢走我的行李、皮包、上访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手机等，多次殴打戴背铐的我，把我关进富平县看守所，不给《拘留证》，非法关押11天。
我不服，8月11日到省城西安，向陕西省公安厅反映情况，索要《拘留证》，在我回富平的路上，又被县公安局科长徐长智带人抓到富平县，关进看守所，关押了6天，还是没有出具《拘留证》。
2010年4月29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谈我儿子被非法关押之事，又被富平县截访人员从久敬庄押解出来，关进黑监狱，毒打、折磨了五六天，头戴黑塑料袋，嘴巴被胶带封住，先后换过三个地点，最后被押回富平县，关押了11天，仍然不给我出具《拘留证》。
2010年5月30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看我儿子米茂德，医院说米茂德被富平县公安局带走了。富平县公安局具体哪一天带走了我儿子我不知道。在我们多次催问下，富平县公安局将我儿子米茂德交给我们。2015年，本村村民李建利状告我儿子米茂德放火烧了他家的汽车，富平县公安局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儿子米茂德送进富平县华竹精神病医院至今。
2011年3月，我再次到北京岳各庄派出所，提出我儿子被非法关押以致造成精神疾患的问题，派出所警察无言以对气急败坏，将我关押5天，其间对我使用老虎凳，带镣铐48小时，逼得我要服毒自杀未遂。释放我时，岳各庄派出所所长黄卫东指使陕西的三个截访人员扒去我的上衣，三四次进行人格侮辱。我这次被富平县公安人员押回富平后，遭到长期监控看押。
2011年7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人把我押回富平，我的衣服、行李、手机、现金等全部被丢弃在北京。敖文博深夜两点把我扔到县公安局门口，对我说：“把你娃专门关进精神病院治成精神病！你再找你娃，我用车把你轧成肉泥！你再去北京找你儿子，让你全家都死！”
2011年8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8月5日被富平县公安局人员抓住，随身携带的行李、钱、手机、上访材料等全部来不及携带，被硬拉扯上汽车从北京押回富平，关押在陶艺村宾馆和瑞辛宾馆共18天，遭到警方种种殴打迫害。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富揪住我的头发殴打，贾永奇掐我的脖子，致使我两次吐血，三次休克。我被逼得割腕自杀，经抢救脱离危险。警察抢走我身带的二百多元钱买烟抽。8月13日，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领6个人，将我抬上警车，拉到山里要活埋我。因当时当地过往的行人较多，暴行未能得逞。8月21日，敖文博又叫黑社会人员威胁我，叫贾永奇和曹惠扭我的胳膊，多次把我打得休克，晚上叫我和男警察住在一个房间。
2011年11月16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上访，被送到久敬庄，富平的贾永奇叫三个人殴打我，把我的头发揪掉一大把，把我的脸、胳膊、脖子打得出血，再次把我关到永定路西利小区，又转到公主坟的一个地下室，共关押9天。
2011年12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29日晚，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和曹惠、贾永奇把我押上车拉回富平，一路上不允许我上厕所，叫我几次尿在裤子里。曹惠还揪住我的头发逼我把他叫爷。
2012年1月8日，我被从北京押回富平，在瑞信宾馆被关押到20日，共12天。1月30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东风宾馆被关押9天。2月7日我被从北京抓回，至28日关在瑞辛宾馆22天。3月12日，我和我丈夫被从北京抓回富平，非法关押在瑞辛宾馆，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抢走，贾永奇把我打得休克。到3月30日，非法关押我们19天。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抢走，还对旁人说我是法轮功。4月11日，我和我丈夫再次被抓回富平关在老城宾馆，到27日共非法关押18天。
2012年5月8日，敖文博和朱满平在拘禁我们的北京宾馆房间里，抢走我丈夫的624元，不给我丈夫吃饭，非法关押了三天。5月18日我被押回富平，再次关到老城宾馆，派五个警察和四个特警看守，敖文博、朱满平多次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强迫我把不到二十岁的特警叫爷，敖文博用烟头在我身上烧，用车钥匙钻我的脚心。朱满平多次命令特警把我压在床上殴打。梅家坪镇政府人员贾永奇、派出所协警曹惠等人还多次在夜深人静时扭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野外，对我毒打，逼我承认我闯中南海、天安门。富平县公安局局长刘建伟不但不认真查处我反映的问题，反而多次到非法关押我的宾馆对我训诫，拿走我被打伤的照片，至今不还给我。刘建伟发狠地对我说：“袁芳芳，你上访得有名气了！我让你名利双得！”
2012年6月17日，富平县公安局伙同渭南市劳教委以我非法上访为由，决定对我劳教一年。《劳教决定书》所依据的三项“事实”均属无端捏造，尤其是为了捏造我到温家宝总理驻地上访的“事实”，竟然伪造《训诫书》，对我栽赃陷害。这次的《劳教决定书》不送达我本人和我的家属。我实际在劳教所被关押十三个月。
2016年3月11日，梅家坪派出所的田佐军在北京市东城区将我们老两口连打带骂；2016年7月19日，我在富平县公安局大厅里被打得昏迷了一个多小时。……
各位读者看到这里，请不要嫌我絮叨得繁杂琐碎。我和我一家人这十多年的遭遇，远比我在这篇文章里写的纷繁复杂悲惨痛苦！我们夫妇俩虽然是农民，户籍在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日子就是反复在富平、渭南、西安、北京上访，流落街头，在黑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度过的。谁愿意放着正常的日子不过，要走上访这条路呢？上访有什么过？有什么罪？我们的儿子讨要工钱反被非法关押，被折磨成精神病，做父母的能不讨个公道，不保护儿子吗？就是豁出我们这条老命，我也要找公安，找政府！我就不信，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为我儿子洗清冤屈，给我儿子治疗，解决我儿子的生活问题；撤销迫害我的渭劳教字（2012）第3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渭南市劳教委公开承认错误；赔偿我们家遭受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追究所有欺压迫害我们的公安和政府人员的刑事责任。
冤民 袁芳芳
2016年8月4日
袁芳芳和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富平县拘禁
我是冤民袁芳芳的娘家哥哥袁解放。袁芳芳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她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访，被富平县公安局和梅家坪派出所的六七个人抓住。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骗袁芳芳两口儿说叫他们回富平，给他们解决问题。这样的把戏袁芳芳经过多次了，袁芳芳不信，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就把袁芳芳两口儿强行拉上车，前天押回富平，送到洪水乡派出所关押起来，没有出具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定手续。袁芳芳反抗，衣服都被派出所所长吴增明扯破了。今天下午袁芳芳两口儿闹着要回家，看管袁芳芳两口的几个小伙子就殴打袁芳芳。袁芳芳两口被抓和拘禁，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袁解放
2016年10月26日
这次袁芳芳被关了11天，镇政府人员并警告她“以后不准到北京上访”。
我们家的冤情应由哪个单位管？
2017年1月26日深夜，我和我丈夫趁监控我们的镇政府人员疏忽之机逃出我们租住的房子，辗转搭车在1月27日到了北京。已是农历大年三十，有关的各单位信访接待室已经休息，全国人民都全家团聚欢度春节，我们却举目无亲，只好到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栖身。整个春节长假，我们都是在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渡过的，气温在摄氏零下七八度，我们找了几块包装用的纸箱板搭了个小棚子，钻在里面避寒，饿了就在垃圾桶里找些丢弃的食品充饥。还有全国的一些访民也是这样。满街道汽车像流水的一样开过，火车站里高铁出出进进，旅客们穿着时髦鲜艳的服装，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川流不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些上访的难民。
2月4日是正月初八，各个信访接待室开始上班，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处递交了上访材料，接待人员答复说公检法机关接办的案子不归国家信访局管。中纪委信访接待人员也是这样答复我们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接访人员说已经转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他们继续督办。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叫我们找最高法院设在陕西的巡回法庭。我们说我们已经三次找过驻陕西的巡回法庭，巡回法庭不受理，我们才再次找最高法院的。最高法院接待人员仍坚持叫我们找陕西巡回法庭。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些单位的信访接待部门来回跑，被推来推去。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该到哪里投诉？哪里能给我们伸冤？这个国家就这么一个党，就这么一个政府，设了那么多的机构，有那么多的官员办事人员，发了那么多的文件，怎么就没有一个机构、一个人来查办我们的案子？我们的案子究竟属哪里管？
因为我上访，2014年，由富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富平县人民法院判决我犯扰乱社会秩序罪，服有期徒刑两年。我不服，上诉到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渭南中院维持原判，我进而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陕西高院驳回我的申诉，维持原判。 我们的家院多年无人收拾，加之遭人破坏，破烂不堪无法居住，2016年2月21日我出狱后，与我丈夫在铜川新区租了一间小房子居住，继续不断地上访。2016年10月，北京召开18届6中全会，我到北京上访，10月24日被从北京押回富平，又送回铜川家中。富平县梅家坪镇政府派人到铜川我们的住地，常年不间断地监控我们，多时有四五个人，少时有两个人。我们上访，首先要躲开这些人的监控。2017年1月中旬，陕西省召开“两会”，
1月12日凌晨我躲过镇政府人员的监控跑出来，到西安省“两会”住地，要向“两会”代表喊冤。像往年一样，各地的冤民、访民连省“两会”召开地的陕西宾馆的大门口都到不了，警察和各地、各级的截访人员比访民还多，在大门外三四百米的地方就层层封锁，查看过往人员，一发现上访人员，立刻叫当地截访人员抓走。我也在当天下午被抓回富平。
冤民 袁芳芳
2017年2月23日
袁芳芳两口“两会”赴京上访遭非法拘禁24天
2017年3月4日早，我和我丈夫米纲维上访到了北京，在北京西站出站口被富平县驻京办的田建斌、县信访局副局长董光荣等三人截住，把我们骗到一家饭馆吃饭。在饭馆刚坐下不久，来了二十几个人，把和我丈夫连抬带拉塞到一辆面包车里，车里坐的是富平县梅家坪镇党委副书记石立奇和五个在北京雇佣的人员。我们挣扎，石立奇叫雇佣的人员压在我丈夫身上，搧我丈夫耳光，并说“不要把脸打伤”。
石立奇命令我们交出手机、钱、车票和《身份证》，我们不给，打手继续打我们，并撕烂我们的包，抢去上述东西。面包车直接往陕西开，一路上不允许我们上厕所。在服务区袁芳芳要上厕所，石立奇不让停车，到了公路上让袁芳芳在路边解手，还叫一个男打手在一旁盯着。路上走了14个小时，不给吃喝。
3月4日深夜到了富平县城，石立奇副书记下了车，车开到678酒店，北京的雇佣人员把我们两口交给富平县的十多个不知身份的人。我们不下车，富平县的雇佣人员就把我们强行拉下车，抬到宾馆房间，十多个人看守我们。第二天来了三辆车，把我们拉到富平县山区的底店镇郭家村的凤凰山庄，强行把我们抬到103号窑洞里，关到17号晚上。在这14天里，不准我们出窑洞门一步，总共给我们两口吃了四顿饭，袁芳芳昏迷过三次。富平县的看守人员昼夜有两个男人住在我们住的窑洞里，晚上一个跟我们两口睡在一个炕上，另一个睡在靠近窑门口的沙发上。窑洞的卫生间没有门插，袁芳芳上厕所时就有看管人员拉开卫生间门看。看管人员打过袁芳芳三次，有一次袁芳芳质问看管人员为什么非法拘禁我们？一个看管人员把他端的一杯煎茶泼到袁芳芳脸上、身上，袁芳芳大声呼喊，两个看管人员把袁芳芳拉到另一间窑洞里，掐住袁芳芳的脖子，问袁芳芳：“要死还是要活？”还有一次，一个看管人员还说叫车来把我们拉到山里剁了。看管人员两次对我们说：“你们把息诉罢访的《保证书》写了签字，我们就把你们放了。”我们说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上访了，不解决，我们不写息诉罢访《保证书》。
3月17日晚上，来了两辆车，又把我们转到富平县薛镇顺阳大酒店，不准我们出房间，两个看管人员始终睡在同一个房间门口。在这十天里，有两三天不给我们吃饭。一直关到27号晚上，开来两辆车，拉上我们说叫我们见领导。到了富平县城附近，叫我们下车。我们不下车，看管的人说领导在前面的车上，把我们拉下了车，他们开车跑了。
从3月4日我们被富平官员在北京截住，到3月27日，我们被非法劫持关押24天。在富平被非法关押期间，党政官员没有一个见过我们。我们被搜抢去的两人的《身份证》、手机、280元钱至今没有归还。获释后我们找过县信访局两天，县信访局副局长董光荣听了我们讲述被非法拘禁的情况，说他不知道这些情况，他给县上汇报。我们为遭到非法拘禁向富平县城关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警察连登记都不给登记。
2017年3月31日，我们两口躲过监控人员，再次到西安，向陕西省政府信访接待室和中央巡视组反映问题。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村民
袁芳芳 米纲维
201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