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9年2月11日是2019年春节大年初七，是春节假期结束上班第一天，合肥市退休维权工人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于下午14时10分许到合肥市总工会拜年，期望能够见到合肥市总工会张业锁主席和主持工作的王兴梅副主席，但非常遗憾的是，仍然如故，只是由合肥市总工会办公室的陈主任和赵姓工作人员接待。在合肥市总工会一楼大厅隔离出来的“信访接待室”，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女士向两位合肥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希望工会能够为工人维权，能够不忘初心，能够巩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下午14时10分许，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女士到达合肥市总工会，因尚未到上班时间，三人在大厅等待。周维林询问保安工人到合肥市总工会的情况，保安称，春节前一些工人就工资未支付问题曾到合肥市总工会请求帮助，周维林当即表示因法律对企业欠薪行为没有惩罚（香港传承英国法律规定欠薪是刑事犯罪），此是欠薪行为无法制止的原因。周维林询问保安能否见到合肥市总工会主席张业锁或副主席王兴梅，保安摇头称见不到，但会有人接待的。
下午14时50分许，合肥市总工会的赵姓工作人员到场，略迟，陈主任到达合肥市总工会的“信访接待室”，
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女士与陈主任和赵姓工作人员胡致春节快乐。陈敬坤向陈主任展示他手机里的现租住房的照片，表明他的住房困境。陈主任询问陈敬坤住房解决问题，陈敬坤告诉陈主任，十年前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就答应解决住房，此前该街道给陈敬坤安排的集资建房（陈敬坤缴纳了集资建房款）的房子是六楼，此时他因职业病支气管扩张（纺织厂职业病但不被认定为工伤）咳血，无法住无电梯房而拒绝接受，春节前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亦称给陈敬坤安排住房，但仅有承诺无行动。安纺地区的集资建房政策规定要四榜公布住户，但政府没有执行，其中就有黑幕，其中有一人户口不在和平路街道的倒能分配到两套住房。陈主任则建议陈敬坤可以向纪委举报。当即周维林告知陈主任，我们合肥市的刘宁举报大通路街道办事处的16套住房，瑶海区纪委查清了8套，而刘宁就被打击报复判刑三年。周维林告知陈主任，1949年合肥市仅有一台机床，工业基础是零，1954年前合肥市小东门外就是农村，是1954年将上海的工厂搬迁到合肥市瑶海区（原东市区），上海市的工人随厂而来，多居住于当时建设的筒子楼和平房，还有那些原籍外地的退伍转业军人，调入或招工进合肥市国企工作的工人家庭，如今，第一代工人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第二代如周维林一样没有住房的亦是数不胜数，而第三代已经到结婚年龄，三代人没有住房保障。周维林在原安拖和平村的一砂轮厂的筒子楼（危房）遇到一老退休工人称他是从巢湖调入合肥市砂轮厂工作的，他工龄有四十多年，妻子和儿子皆是该厂工人，如今一家六口人就这筒子楼里的二三十平方米住房，儿子一家只得在外租房居住。春节期间周维林在原合钢遇见一位77岁的老人，他称他是军官转业进原合钢工作退休的，他享受到建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住房80平方米，不过他的两个子女在原合钢工作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只能自己购买商品房，房贷负担太重。而那些原籍在外地农村的退伍军人转业进合肥市国企及从外地招工进国企的老工人家庭太多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有居住在筒子楼里的，亦有居住平房的，合肥市原合钢就有一平房区，大约有数千人居住于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按一三口之家一平房计算就人均四平方米。这样的平房区与安拖和平村相同应当是有公共厕所的，居民房子里没有卫生间只能走出家门上公共厕所。如果住房与公共厕所相近还好些，如果相距一两百米且又遇雨雪天气恐怕如厕更加艰难。一位老人就此称这就是难民区。
对陈主任提出近年来合肥市搞的棚户区改造，周维林强调工人应有住房权，政府所谓的棚户区就是将工人家庭当作当年逃荒到上海的难民了。以安拖东村所谓棚户区改造是由一位瑶海区政法委副书记负责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进的，当年周维林父亲坚持要交房（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来父亲告之是因为在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受到该政法委副书记以要对周维林抓博判刑来恐吓。
合肥市瑶海区政府对安拖东村的所谓棚户区改造政策就排除了无房职工的住房权利。所谓棚户区改造事实上就是商业开发，用商业开发所得来解决住房拆迁补偿安置，为了政府利益最大化必然不尊重工人家庭住房权。
陈主任及赵姓工作人员工会没权，赵姓工作人员此前就提出应去向合肥市政府信访局反映，称如此就会不走弯路，会较快解决问题。陈敬坤称国家信访局都出现消案窝案，合肥市这里又怎么能没有。周维林当即告诉他们去信访局就是距监狱的路最近。合肥市有许多人因上访被拘留被判刑。陈敬坤就因上访被公安拘留三次。裴莉因上访，在薄熙来妻子的案件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前一天路过法院，仅仅因稍停留旁观记者采访被维稳人员发现就被寻衅滋事拘留十天，后因在2016年4月4日清明节赴习仲勋陵园敬献花篮被寻衅滋事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裴莉女士称习主席反腐，那些贪官将仇恨转嫁到她身上进行报复。
周维林强调政府行为的荒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企业工伤伤残等级鉴定标准合肥市政府就曾分给合肥市总工会一份，上面竟然有机密的印戳。这些与工人工伤保险补偿有关的伤残等级标准应当是公开的，当年竟然对工人保密。这就如同当年工人工伤后，国企不告知工伤工人相关规定，不给工人按规定办理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1999年的合肥市政府合政[1999]62号文件，依文件的附件皖政房改字【1999】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合肥市住房补贴暂行办法》，这些文件最多发到企业行政，普通工人不知道，国企对工人不执行该文件没有支付住房补贴，而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应当执行了。周维林强调省建二公司一工伤职工与时任市长有亲戚关系，市长多少知道一点工伤规定没有告知该亲戚，还是周维林告知该工伤职工去申请护理依赖鉴定，而该工伤职工的丈夫竟然在周维林等八人起诉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要求工伤补偿时竟然电话咨询市长亲戚官司能否胜诉？该市长表示不可能胜诉。由此事例可见政府官员不仅对自家亲戚的工伤权利受损害无动于衷，竟然还干预法院审理案件，不让工伤职工获得司法救济。
周维林强调，合肥市政府国资委在本世纪初将原安徽拖拉机厂等市属改制国企(原华源、原合钢集团亦属于)剩余资产用于成立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改制企业的宿舍区土地交给街道办事处管理，但政府没有对改制企业职工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住房方面对那些上世纪五十年代随厂从上海到合肥的工人家庭、原籍外地农村的退伍转业进合肥市国企，上山下乡招工及调进合肥国企工作的工人家庭没有享受住房权的没有丝毫给予保障的迹象。而瑶海区那些当年建厂时土地被工厂占用农民进厂做工人，住房仍然是集体土地上的住房，拆迁补偿安置通常几套住房，最差也是一套住房。
周维林对工会工作人员强调，单个工人面对强大的政府无法维权，只能指望工会帮助维权。中共在刚成立的1921年，就派出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到安源路矿成立工人俱乐部帮助工人维权，后来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就是这些路矿工人，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就有一些路矿工人参加并上了井冈山，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对中共的重要性。习主席于2018年10月29日在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时嘱托要为工人维权，要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我们许多原籍外地的工人家庭三代人都没有一套住房，第三代孙子辈结婚没有房结婚，如此怎么能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合肥市总工会对我们再三的请求以手中无权来推诿又怎么能够承担起习主席强调的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
下午16时20分许，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女士离开合肥市总工会，离开前告知陈主任希望合肥市总工会能够重视工人权利，帮助工人维权。
习近平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9/content_5335515.htm
附本网相关报道：
安徽省维权退休工人陈敬坤、周维林、裴莉到合肥市总工会要求见工会主席通报工人权利事项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8/11/blog-post_40.html
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呼吁合肥市总工会在合肥市两会为工人住房权提案，江世宏请求合肥市总工会关注合肥市邮政小区危房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