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8日星期四

西安冤民宋志永:我坐轮椅到北京上访历时24天行程两千四百里



20187月,我乘坐轮椅由我老伴儿推着,从西安步行两千四百多里到北京上访,用了24天。途中只有两三次,有好心的私家车车主让我们两口搭车,送了我们几十里。沿途经过陕西的大荔、下峪口、山西的河津、河北石家庄等地,饿了、渴了就乞讨,靠好心人接济,晚上就睡在桥底下、公园里、廊檐下。在这期间我的轮椅坏了两次,有好心人帮我们修好,还换过两次轮胎。这次到了北京后,我们找到中南海,要向国家领导人诉冤,被警察送到了久敬庄“接济中心”,再次被蓝田县辋川镇人员接回蓝田县。二十多天行程连续坐轮椅,我的臀部压烂了,在蓝田县医院住院治了两个月。

我乘轮椅由老伴儿推着步行到北京上访,为什么不搭汽车、火车?主要是为了防止购买火车票汽车票被当地政府发现截回。我到西安、北京上访,多次被辋川乡政府人员截回。

201694日,我们到北京上访,被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蓝田县政府信访局人员雇雇了一帮打手把我们架上一辆面包车,照着我们头脸狠打,把我老伴儿一颗牙打掉了,满口是血。把我们囚禁在车里17个小时。县信访人员说:“彭德怀都被冤死了,你算个屁!”他们把我们拉到西安灞桥的一个加油站跟前,拖下车继续殴打,有过往的市民拍照,政府人员和打手开车跑了。

20161023日晚,蓝田县辋川镇书记王旭叫来十多个打手,在北京永定门将我们两口拉上车,抢走我的手机和全部证件、上访材料,对我一个高位截瘫的老人踢踹踩踏殴打,我身上多处受伤,西安唐都医院拍片检查我背部有淤血,支撑的钢板都被打弯了,需要手术医治。但我们没有钱,只能忍受伤痛的折磨。

为躲避截访,我们不敢买到北京的火车票,买到其它地方的车票,仍躲不掉政府的堵截。20183月,我们买了到保定的火车票,37日,辋川镇的镇长带了十多个人没收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和火车票,把我们拉上一辆面包车,镇政府干部段明等二人抱住我的胳膊人,另一人用胶带在我的口上缠了七八层,不让我呼喊。接着用警棍猛打我的头,打得我头部起了几个血包。我要求到医院,他们谎称已经打电话叫医生了,把我们两口拉到秦岭山下一家停产的工厂里,囚禁了两天两夜。驻村干部张养民对我们说:“现在就是这么黑,冤案多得是。谁会管你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第三天,我头痛的厉害,我妻子把我用轮椅推到红星大坪看伤,张养民把我的轮椅砸坏。39日下午,把我们拉到汤峪镇一个农家乐囚禁,把前后门都锁了,四个镇干部昼夜看守我们,不让我们出房门。

有一次我们到北京上访,为防止在西安买火车票上车被发现,我们在渭南上火车,还是被政府发现,副乡长带人开着车在渭南把我们两口截住,押回蓝田。

因为上访,我们被政府人员关到农家乐或农民家五次,少则三天,多则七天。辋川乡政法委书记王旭有一次对我说:“不老实?把你抿死,跟抿死个蚂蚁一样!”副乡长有一次还砸坏了我的轮椅。20191月,我要见在西安的中央巡视组官员,警察在中央巡视组接待来访的陕西省信访局大楼外设下铁围栏,不让我进入,把我连推带拉,最后四个人每人扯着我的一条胳膊、腿,把我扯抬到不远处一辆警车里,送到省政府旁边的派出所门口,把我抬下车就不管了。

还有一次,蓝田县城关派出所把我送到了拘留所,拘留所看我这个高位截瘫的情况不收我。

我为什么要上访呢?我名叫宋志永,是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三合村一组农民。

20146月,我受包工头程崇宁雇佣,到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郭家村二组给村民李天社家盖房。614日中午,已到吃午饭的时间,房主李天社说他下午有事,叫我们再干一会儿,我当时正在7.3米高的墙上砌墙。吊车司机师日展边打手机边操纵吊车,他又看不见二层工作面上的情况,也没有人在工作面上指挥吊车,结果师日展吊起的一个混凝土挑头从我身后撞上我,我从墙上掉到地面上,当场昏迷。

工头程崇宁、吊车司机师日展把我送到附近的田王职工医院,因伤势重,又转到唐都医院。医院诊断:胸10椎体压缩性骨折;胸9椎体脱落;闭合性胸部损伤;创伤性湿肺、血胸;多发肋骨骨折;头皮裂伤。胸部以下高位截瘫,终生需要他人护理。工头程崇宁、吊车司机师日展总共给了7万元,再就不支付了。我住院到21天,因无钱医治,还没脱离昏迷状态就被迫出院。出院至今四年多了,无论是工头程崇宁还是吊车司机师日展、房主李天社再没有给我们支付一分钱。

20147月,我起诉到灞桥区人民法院,灞桥法院判工头程崇宁给我支付多项费用71万元。我不服判决,认为认定的案情与事实不符,判决不当。因为一,吊车司机和房主也有责任。司机在工作时打手机,且调运挑头时无人指挥。房主叫我们延长工作时间,结果出了事故。二,给我的赔偿金额太低。71万元,连我的治疗费都不够,我和我老伴今后的生活怎么维持?我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安中院维持灞桥法院的判决,我和我老伴儿气得在西安中院的院子里睡了三天四夜,要找院长。法官刘晓渭说:“你狗咬石狮子,啃不动!”

出院至今四年多了,无论是工头程崇宁还是吊车司机师日展、房主李天社再没有给我们支付一分钱。我的医疗和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有一次我老伴儿把我用轮椅推到吊车司机师日展家叫解决困难,师日展叫来18个人打我和我老伴儿。20155月的一次,我们老两口再次找师日展,师日展叫来辋川派出所副所长高辉,开着车与高辉把我们老两口拉到灞桥法院,叫我们“告去”,把我们扔在法院门口不管了,开着车扬长而去。

我不断地上访,在轮椅上由我老伴儿推着我,从灞桥区政府、党委逐级上访到北京,西安市政府、市委就不必说了,到陕西省政府、中共陕西省委上访有二十多次,到北京上访过11次。有几次上访不能回到住处,就露宿在街旁。

为了上访、打官司方便,我们在西安灞桥附近租房住,靠老伴儿捡废品、照顾我生活。我高位截瘫,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成,老伴儿六十岁的人了,为照看我也不能找事做。后来镇政府给我们办了低保,我们老两口每月有600元。四年多来,光我医治的的费用就花了63万多元了,欠下的这笔巨债怎么还?今后的治疗费怎么解决?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案子作出过第二次判决,仍然判工头程崇宁一人对此案负责,对我的各项赔偿增加到91万元。我仍然不服此判决,认为工头、房主、吊车司机都有责任;赔偿额太低。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一个腐败的案例,叫我找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解决,陕西高院现在还没有表态。我还不断地乘着轮椅,由我老伴儿推着在上访、诉讼的路上奔波。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三合村一组农民   宋志永
201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