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佩玲于2015年6月14日向外交部邮寄6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外交部公开中国政府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 (CAT/C/CHN/CO/4)的评论，第14段：2007 年，中国法院审结的国家刑事赔偿案件为 959 件，其中包括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959件国家刑事赔偿案件当中，
1.有多少是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
2.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的具体细节，包括受害者的名字。
3.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的具体细节，包括遭受酷刑的案发地点。
4.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的受害者受到什么样的酷刑。
5.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分别获得的赔偿金额或方式。
6.因遭受酷刑而获得国家赔偿案件的实施刑酷刑者各自受到的处罚。
同时徐佩玲还邮寄7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外交部公开中国政府提交给联合国的“关于我国政府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第七十四条”中：2011年，
7.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的36人的具体姓名、职务。
8.实施刑讯逼供的具体发生地点。
9.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各自受到的处罚种类。
10.实施刑讯逼供的具体细节。
11.被实施刑讯逼供的受害者分别获得赔偿金额或方式。
12.实施刑讯逼供的人有哪些被判的人员涉及多个罪名？（比如同时涉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和虐待监管人）。
13.因暴力取证罪被判有罪的1人，涉案人员具体名字，职位。
徐佩玲所需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用于研究中国司法状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的真实性，履行公民监督权，知情权，研究如何监督行政机关。”
外交部于2015年7月1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称：“徐佩玲：我部于2015年6月18日收到你就我国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 (CAT/C/CHN/CO/4)的评论及我国执行该公约第六次报告提出的1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认真研究，现统一答复如下：上述评论和报告系由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撰写，内容涵盖我国立法、司法、行政等多方面工作。该评论第14段以及报告第74段涉及的信息为司法机关提供，我部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第17条、第21条第（三）项规定，你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我部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据了解：徐佩玲原拥有安定、圆满、幸福的三口之家。但因1999年，徐佩玲在上海市曙光医院做胆结石手术，被医疗事故致残，经司法鉴定为“三级伤残”，肠子被接在肝管上，肝功能重度损伤，留下胆道逆行感染的致命后遗症（无法彻底解决），终身要靠服药活命，造成夫妻离婚，家庭破碎,当时儿子只有2岁。
2004年上海市卢湾区法院（现今黄浦区法院）授权上海市医学会做鉴定。上海市医学会故意隐瞒病史的摄片资料，把“三级乙等”医疗事故，把上海市曙光医院应当负“完全责任”
鉴定为“主要责任”。最后的落款没有鉴定盖章、签名，只有“技术鉴定专用章”这几个字。原卢湾区法院在明知上海市医学会的鉴定故意有错，却一错再错地剥夺徐佩玲的举证权，代理律师提出要重新鉴定伤残鉴定，被法官无理由驳回。在（2001）卢民一初字第3458号《民事裁定书》中“三级伤残”被判决“七级伤残”，还要徐佩玲承担30%的医患责任。法院有错不纠，法官继续无理由驳回再审。被逼无奈的徐佩玲开始“上访”，又上千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常常在北京和上海各信访窗口填表登记。收到了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卫生部等部门的“转送单”，所有的“正常上访”都转到了上海市卫生局信访办王家军手里而再无下文。徐佩玲感叹道：“我真正体会到政府官员的‘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徐佩玲因上访被2次行政拘留。2014年5月徐佩玲与其他人权捍卫者一起拉“请求习近平关注人权”的横幅，遭到上海市公安局广场派出所构陷。徐佩玲等10人被抓捕，然后警察上门抄家，接下来是“定罪名、送牢房、被判刑”。
徐佩玲电话：18121439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