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的钱物、文胸及项链，都被拘留所收走，作了登记。在处理我的背包时，有一名年轻警员脱口而出：国保等着要，不需要贴标签。我的心一沉，普通的行政处罚案，竟然也惊动了国保了！难道福建的黑手已伸进香河？看来凶多吉少。
送到拘留所后，拘留所要求作孕检。我又被几位年轻的警员押出拘留所，在就近医院作了孕检。约莫一个小时后，我回到拘留所。在二楼时，我看到今天提审的3名警官，已站在那里等着了。那名年纪较大的管教，一改刚开始时和蔼的态度，逼迫我在一大堆空白的法律文书上签字。
当看到最后一整联空白“解除拘押单”时，我当场抗议：自己还没被关进拘留所，你们竟然就要解除拘押？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此时，我眼前浮现出滕彪记下的一则亲历：抓他的国宝说：挖个坑！埋掉算了！我今晚将要面临怎样的凶险呢？
老管教吼叫声，把我的思绪又拉回来：今晚你不签也得签！到这里你还不老实！把你的靴脱掉！赤脚站在地上！我说：我只是一位伸冤之人，你没必要对老百姓张牙舞爪的，我不是犯人。老管教气得脸色铁青，大声咆哮说：要好好修理这个不识时务的女人。还说如此不配合，事事卡死你……果然，当晚领被褥时，他只给我两床薄得透光的被子。当天晚上，把我冷得瑟瑟发抖，一夜无眠。
嗣后，我被曹军英女警官带到隔壁搜身，这是我来拘留所后的第二次搜身。她叫我褪去外衣和外裤，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鄙视。女警官仔细地摸着我外衣及贴身衣服，还说我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她？几经折腾，我在几张询问单上签名，但坚决不在“解除拘留单”上签字。最后，那三名审问的公安走了。我又被叫去刚才搜身的房间作了指摸、掌纹、拍照。待到“进所”的程序都办好之后，我才被带进9号拘留室。
当晚，我对着窗口喊话，告诉关在7号监室的卓友桂：从今天起，我准备绝食，抗议不法遭遇。那天，认死理的卓友桂据理力争，被罚饿肚子，一整天滴水未进。
一、香河拘留所
第二天早上，那名老管教来到了9号房间，拿来一个塑料碗、勺，还有牙杯、牙刷，斜着眼睛，向我努努嘴道：吴，要不要？我尽管疲惫万分，仍努力表达善意，有气无力地道了声：谢谢！老管教就把四样杯具丢在床板上，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女监室。
6日早上，9号监室来了两名不速之客。一个是食堂女工，另一个不清楚身份。她俩把浑身无力的我架了起来，把床上的被褥掀开。那个年轻的女孩穿着鞋踩在床板上，把被子提起来，抖了又抖。我睡过的地方，床及床柜，都一一仔细搜查过，把我全身捏个遍。她们还要我把衣服都脱掉。依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才作罢。同日早上，卓友桂也遭遇同样的被搜身、脱衣服的搜查。
7点左右，9号的女监门又被打开，送早饭的师傅来了。我只看了一眼，就转头睡去，不再理会。直到第三天晚上，被女号称为萤火虫（黑夜里让人看到光明）的管教，站在女号门口劝慰道：其实，你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身份证的问题。根本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清楚，国宝在介入此案。如果你想喝开水，想吃点东西，我这儿有。你也可以出来走动走动，看看电视。我们可以陪你聊聊天、散散心。你要知道，身体是父母给的，你没权利糟蹋。
后来，我在李静的搀扶下，到了萤火虫的办公室，喝了三杯热开水，吞下两片饼干。从此以后，我听从了萤火虫的劝告，第三天中午，我中断了绝食，开始进食了。
9号那天，香河公安又来提审。我坦然而谈，将他们心中的疑惑都解开了。我的心情也有所好转。回到9号监室后，不经意间，又哼起“铁门呀铁窗铁锁链……”
刚进拘留所当天晚上，我用本地话对卓友桂喊话。结果使得卓友桂在十天时间里，连续调换了四个监室。卓友桂关在男监。刚开始时，他们监室的四人床上，挤了6个人，挤得难以转身。喊话风波后，他被调到两人间。另一人白天在厨房工作，晚上回来睡觉。整个监室里，只剩下卓友桂一人面壁枯坐。卓友桂在十几平方的监室里，无人说话，便来回踱圈。一连踱好几百个。他感到每天过得特别漫长。直到第七天，才被转到2号监室。偶尔会让他到户外干点活，但他的活动空间也被严格限制。
二、拘留所见闻
香河县拘留所的女号9监室，约18平方米。靠墙角处，并排四张木床。最里面是水池，左侧是洗手间。监室内四面墙壁上，刻满了在押人员的恩怨情仇和渴慕自由的字句：“希望家人平安健康”、“他不是人，出事了也不管”、“我爱某某某”、“香河拘留所是地狱”、“抢我土地的官员丧尽天良、不得好死”……在刻满文字墙壁之上，那架电视机成了摆设。只有过年才打开，平时都关着。上面积满了灰尘。
监室密封性好，冬天有供暖器，但没有通风的电风扇。如果在酷热的夏天，那可受罪了。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有可能窒息。
每个在押人员，都要交相应的费用。拘留10天，需交370元（伙食100元，余下270元是杂物费）。
在押人员虽交了相应的费用，但管教人员经常无礼克扣。不给牙刷、牙膏、毛巾、香皂等日用品。
三、第二次提审
我被关在约十平方米监室里，一天24小时，有20个小时躺在床上。平时在家时，总觉得睡眠时间不够。到了香河拘留所里，我原想可以好好补充睡眠。谁料想，晚上闭上眼睛，只能睡着三两个小时，一点都感不到困乏，睡不着。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睁眼听着室友鼾声盼天明。香河拘留所陈规陋习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许。没书，没电视。还要闭口不言，不能唱歌，更不能大声说话……种种限制，日子过的苦闷无聊。
值得一提的是，香河拘留所里女在押人员，也归男管教看管。竟然没有女管教。
9日上午10点许，女号监室门打开了。原以为又是叫人去见亲朋好友了。不料，开门的小青年却喊我出来。我以为可以见到好友了。
跟着青年管教走到老管教的办公室，却看到香河公安局杨警官和那名女警官，早在那里里候着了。女警官的案头上，摆着一大摞刚打印出来的材料。看来，今天来者不善呀。
我问杨警官：还有什么事？今天又来了？
杨：还一点事，我们想问问清楚。
我：既然你们今天来了，我也有话要说，我想见你们的领导，有些事想当面向你们的领导反映反映。
这时，杨警官的电话响了，他走出办公室接电话。
女警官说：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也一样，我会向领导汇报的。
此时，杨警官接完电话又进来了。
随后，又跟着进来一位身着咖啡色皮衣的中年便衣，想必就是此次提审的最高领导吧。来拘留所五天，我从未见过此人。
我说：“好吧，我就实话实说。此次进京呈状，事出有因，有人向中央高层呈状，此次，进京因此而来的。
“鉴于我家冤情重大，我不希望香河公安局，被福建省与此案有关系的无良官员利用，希望你们不要掺和福建的事情。
“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执意要沦为福建公安厅打击报复冤属的工具，有人会向中央反映的。
“你们不用怀疑我的话，事实真伪难不倒你们。我手机里不多的信息和通讯往来，想必你们已反复看过，并讨论过。”
听到直接给中央高层送材料，杨警官就马上站起来，责怪我为何不早说。
我很无奈地说：“你们当时不是说，一码归一码。不管我上访控告的事，只管冒用身份证件的事吗？”
杨警官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又从档案袋里取出手机，打开我诺基亚N78手机。
开机后，只听到接连几个短信音。随即，又听到云南朱承志大哥连续打进两个电话。
杨警官就问：朱承志是谁？当他知道朱承志曾是福建三网民“诬陷门”案中众多关注者之一后，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杨警官走到办公桌前，从档案袋里换了另一部手机问：姚仲亮局长是谁？
我说：“姚仲亮局长是福清市信访局局长，那部手机不是我的，是卓友桂的。这是昨天卓友桂跟姚局长、王书记通话后，要他不要进京上访，马上返闽。王书记与姚局长答应，尽力协助妥善解决卓的诉求问题。听了当地政府的承诺，5日早上，卓友桂本来打算去北京站买票返闽，没想到还没到一站地，却被你们带到这里来。”
这时，那位身穿咖啡色皮衣的便衣，就走出去办公室。估计是打电话汇报去了。
我向杨警官讨要拘留证。
杨警官说：“出去那天，我会给你拘留证的。”说完之后，也出去了。
沉默多时的女警官，刁难我说：“你跟卓友桂一同上访，这次到北京呈状，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何只送你自己的材料，不把卓友桂的材料也一同送去？”
面对这位女警官反复搜身、刁难、找碴，我忍无可忍，斥责她道：“你是不是弱智呀？这样的话你也问得出来？我希望你每句话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奉养你们的纳税人，不要信口雌黄，无事生非。你们不是一直查我冒用身份证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查起控告信的问题来了？这跟我刚到香河公安局时大相径庭呀。”
女警官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站起来辩解说，是其职责所在。
香河公安一再无事生非，我一再容忍。我只想就事论事，不想介入太多的个人恩怨进来。于是，要求女警官出示证件。刚开始，女警官想赖着不予出示。看到我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很不情愿地从包里掏出证件，把证件表面往眼前一晃，欲放回包里。我要求验证证件是否是她本人。
我说：“作为执法机关，有义务出示证件。被审问对象，有权要求审问机关出示证件。”在我的坚持下，才看清女警官庐山真面目，名叫曹军英。
随后，我跟曹警官坦言：“你我无冤无仇，我只是一个寻求法律正义的访民，而作为执法人员的你，更应遵守法律。”
自出示证件后，曹警官的语气也缓和了。她翻开一叠A4复印纸问：“林应强是谁？”
我说：“林应强是福州访民，他是失地村民。因举报村委会征地腐败问题，被构陷‘敲诈勒索罪’，获刑四年。”
杨警官问：“3月6日，林应强又给你发短信说：我们今天中午出发，你们情况怎样？”
我说：“3月5日，我被关进香河拘留所，手机都在你们手里，他发来的信息，我又如何知道？”
杨警官问：“3月3日，林应强发来短信：下午好，你们福清帮（班）怎么样了。老纪被押到漳州农业局。林应强为何给你发这样的短信？”
我说：“自我被冤案制造者打击报复，陷狱一年（福建三网民案），声名远扬。全国各地网友都在关注我家的不幸遭遇。我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他们经常发短信、电话问候。我无法控制他人给我发短信。随便发条短信，就成了罪证？作为公安，你很清楚，关键是我发了什么短信。至于林应强发来的短信，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杨警官问：“林应强为什么一直发短信给你？”
我说：“我们都是福建访民，保持联系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福建三网民案轰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在两会前听说，林应强要与同村失地村民一起进京上访，后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参加。”
杨警官问：“2月27日，林应强短信说：‘找不到住处。’后来你为何回了：“多保重！北京昨晚又在扫荡进京的各地访民”的短信？
我说：“2月27日，我在家里，接到林应强短信后，我深知进京上访的不易。那时恰好在网络，网友告诉北京正在扫荡进京的访民。”
杨警官停顿了一下，说我这样的回答，还算圆得过去。
我很生气地问道：“杨警官，你怎么就听不进真话？”
杨警官还想再挖点什么，问话的内容跟福建有关方如出一辙：“十年都在上访，你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来支撑？”
原不想回答这份多余的“操心”。但为了满足杨警官的好奇心，我还是耐心地作了解释：“本该安享幸福晚年的双亲，为了洗清儿子身上不白之冤，只好拖着年迈的残躯，找份工作维持生计，以续心中的希望。
“当然，对于耗神、耗力、耗财的上访路，老人家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续。好在有亲人在海外，也免得你为我的生计操心。”
我不失时机反问杨警官：“今天问这么多，好像跟冒用身份证都没关系。那天如果我的包里只有本人身份证，你会让我进京吗？”
杨警官停了一下，答非所问地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时候进京？”
我重申：“来京目的，别无他意，旨在呈状。除一年牢狱之灾外，每年两会都进京上访，而且都是提早进京，一访就是一个月左右。何况进京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法律没有规定。两会期间不得上访。如果两会召开不能上访，当下的媒体和电讯如此发达，为何不公开公告。若此，也不用劳民伤财，让当地政府和访民到处玩猫捉老鼠游戏。”
杨警官又问：“住在香河还见过什么人？”
我想了想：“哦，3月4日是我的生日，邀请了老虎庙来香河一起过生日。”
“什么时候认识老虎庙？”
“前几年就认识老虎庙，当我被福建当局打击报复入狱一年，老虎庙为此还写下了78篇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