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集体维权、联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五一”献词

《零八宪章》编辑部

今天是2011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工的节日，当然也是中国劳工的节日，我们首先向全体工业劳动者表示节日的祝贺和慰问！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农业劳动者、向服务行业的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慰问！

今天，当我们过节的时候，似乎意味着放假、意味着外出游玩，并引以为天经地义。但实际上，这个节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劳动工人通过艰苦的“集体斗争”得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25年前芝加哥工人的胜利维权斗争而设立的。

众所周知，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前期，当近代工业化生产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意味着工厂主对广大劳工的超强剥削和压迫。不仅工人的工薪低廉，福利待遇很差，而且一天工作12—15个小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因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北美等地的劳工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他们通过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等集体斗争方式要求缩短工时、增加福利、改善待遇。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四万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总罢工，要求执行每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制度——芝加哥工人的罢工斗争迅速得到了全美一万多个企业的几十万工人的罢工响应。在劳动工人的团结抗争下，“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维权斗争最后终于取得胜利。1889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为纪念这次罢工，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工节”。由此可见，“五一”——不仅意味着放假休息，更重要的是，它是广大劳工维权者的节日，是维权斗争胜利者的节日。我们也因此向125年前的芝加哥工人和美国工人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和缅怀！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后，在宪法上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赋予中国工人比较好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农民相比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权贵资本化，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同胞日益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某些优势待遇——被解雇、被下岗、被失业以及在岗者的超工时劳动现象，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以来国企工人的命运常态；大量国有资产流向权贵集团及其附庸势力的腰包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中国特色”。在此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说法在今天只具有令广大工人同胞感到特别痛心的讽刺意义！

不仅如此，在中国日益扭曲变形的“改革开放”年代，还诞生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群体。他们去到大中城市，去到东南沿海的各个工厂车间从事最底层、最艰苦的劳动，获得的却是最廉价、最微薄的收入。当执政者洋洋自得地骄傲于中国变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些“血汗工厂”正在把来自广大农村的“农民工”群体变为两个世纪前的“血汗工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条件、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甚至赶不上两个世纪前的欧美劳工，也因此，在2010年的春天我们才会看到富士康一类的公司发生了年轻职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

由此可见，伴随着执政党翩翩起舞的“红歌”主旋律，有着“领导阶级”冠冕的数亿中国工人却在日益边缘化——不仅老的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已经严重边缘化，而且，新生的以农村户口为背景的城市打工阶级就根本享受不到法定的“国家主人”待遇（宪法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甚至在好多血汗工厂里，一线工人甚至享受不到国家法定的五一长假——中国工人阶级就像“破落户”一样，完全沦落到像机器一样被任意操控、摆布的命运！

这种局面当然需要改变！

这种局面当然必须改变！

怎么改变？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是勇敢维权。

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如维护节假日休息权、八小时工作权、加班付酬权、劳动保护权等等。当这些权利受到伤害和侵犯的时候，工人同胞必须起来抗争，而不是一味忍让，甚至以自杀的形式来进行“超极限忍耐”！

第二是必须成立自治组织——即独立工会，走集体维权、集体谈判的道路。

中国的公有制企业虽然也有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早就变成了只收会费的官僚衙门。在工人利益受侵犯时，官方工会不仅难以出面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反而会助纣为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要求广大工人“听党的话”，服从所谓“国家大局”，“集体大局”——这种完全官僚化的工会组织当然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三资企业，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起名副其实的“自治”组织，如“自治工会”、“自治联合会”等等。依靠这些自治组织，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游行示威乃至于罢工等集体维权、集体谈判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维护局部利益不受非法侵害的关键。

第三是走“联合维权”的道路。

由于执政党正在进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不仅广大工人的利益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而且广大农民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利益也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尤其是由于在农村征地、在城市拆迁而导致大量的利益受害者出现，并引发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此情况下，工农阶级就应该走“联合维权”的道路，不仅工人阶级内部、各行业之间要造成相互呼应、联合维权的局面，而且各产业之间也要造成相互呼应、联合维权的局面。只有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能对抗“官僚权贵的大联合”，才能将劳动大众的维权事业推向更好的局面。

第四，是走“立体维权”的道路，从经济维权向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

由于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民主政治的长期缺位，导致中国官僚权贵阶级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全体劳动者和全体民众的财富，也因此导致大量的维权事件的发生。但综观全局，发轫于本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维权运动还大部分停留在“经济利益”的博弈阶段，还停留在具体的受损利益的维护抗争上，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中国工人阶级要彻底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中国工农大众要想彻底摆脱被摆布、被主宰、被支配的地位，就必须从“经济基础”方面的维权提升到“上层建筑”方面的维权，就必须从政治方面的“矮子”成长起来、站立起来——只有从政治上站立起来了，官僚贵族阶级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才不得不变成讨好民众的“真善”嘴脸；只有民主政治实现了，中国劳动大众才会有幸福的前景和美好的明天！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为中国劳动大众的民主维权事业竭力呐喊与鼓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中国好多地方的维权抗争事业正在走集体抗争、联合抗争的道路。

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以来，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维权抗争事件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横向联合——不仅事件发生地的利益相关者群起抗争，而且广大网民、学者、法律工作者都不同程度的介入。在部分地方发生的维权事件甚至取得了局部胜利，如广州、深圳、重庆等地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就导致一些地方当局的有限让步。

而最新一起比较成功的维权事件则是十天前发生在上海的集卡司机罢工事件。由于集卡司机们坚持抗争，也由于上海地方当局的相对理性和明智，使得这起罢工事件几乎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尤为鼓舞人心的是，在这一罢工事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位“墨镜哥”发表演讲声援上海集卡司机罢工的事情，这位“墨镜哥”公开宣布成立“中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号召大家起来反专制、反腐败、反官僚主义。认为“我们的麻木只能使他们（指执政者）更嚣张，我们的软弱只能使他们更疯狂”，“只要人们都站起来了，他们就会倒下去”……

在这里，我们既向勇敢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维权劳工表示我们的敬意，也向那些善意回应维权劳工正当诉求的地方政府部门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认为这种互利共赢的局面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有效途径！

当然，我们更应该向那位呼唤人们起来抗争的“墨镜哥”表示我们的高度敬意！我们希望中国产业工人能够实现横向的联合，希望广大劳工劳农能够实现横向的联合——通过“联合维权”、“立体维权”、“政治维权”来推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凯歌行进，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幸福和平的永久根基。

最后，我们也善意的提醒执政党，你们曾经自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2001年开始，你们又大言不惭地以“三个代表”自居，但地球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很伪善的，就连你们自己也非常明白这只是在忽悠劳动大众，忽悠广大人民。你们的目的，说穿了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掠夺于人民大众的既得利益并梦想一世而万世的传承给你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背叛——既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严重背叛，也是对劳动大众和广大人民的严重背叛！根据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经验：一切的背叛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为了减少你们因为自己的严重背叛而可能付出的严重代价，我们认为执政党必须洗心革面，励志图新，迅速果断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还利于民，还权于民，则中国的未来必是互利共赢、皆大欢喜的局面——不仅执政党有机会赢得人民的谅解，还有机会继续执政！

但执政党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将背叛工人阶级、背叛人民的“特色”事业进行到底，那也没关系，毕竟1886年的芝加哥工人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作出了榜样，毕竟各行各业的中国劳动大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行走在“集体维权”、“联合维权”和“政治维权”的道路上。尽管2011年的春天不是“1979年的春天”，也不是“1992年的春天”，尽管有很多民主维权人士在这个春天里遭遇种种的黑暗和高压，但谁又能阻挡民主与变革的洪流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自由的呐喊必将响彻中华大地！
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民主的旗帜必将席卷世界的东方！


《零八宪章》编辑部

2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