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维康的控诉
我叫何维康，安徽省合肥市人，出生于1948年3月。我家是辛亥革命著名烈士吴旸谷唯一的亲戚，他是孙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的创建者之一和亲密助手，我家世代教书，有温善平和的家风，可就为我家里合肥没有住所，解放前买了城里一个宅院，此后就祸事不断，不得不上访讨人权，讨说法。
1959年刮共产风，我家三间临街屋共68平方米（不是门面房），强行“私房改造”（没收），共200平方米的房子不够改，只留下53平方米房子给8口人居住（产权人口11人），其余全部强占去。80年代邓小平理论承认私有制，也下中央文件，要退还“私改”房屋，地方政府就是不愿，这是一个依中央政策要地方政府退还的案子。
第二件，1965年两政治扒手黄永新和李进挺都是副科长，听说我父亲将提拔为科长，于是诬告陷害写了“检举信”说合肥解放前的东太杂货店是何沛然开的，硬说刘家的店是何家的，单位不断斗争我父亲，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整人不使运动冷场。整了8年，硬是打成商业资本家；也不去调查一下就可明白的事，1973年9月死后才有平反的文字结论。我父亲硬是被整成心脏病而亡，死时年仅53岁。
1974年我怀抱着朴素传统教育所致的法律意识向合肥市中市区法院（现为庐阳区法院）起诉黄永新这个犯罪嫌疑人（我父偶然见到二人的“检举信”），区法院不但不受理，反将我教训一顿，说“人家科长能诬告你父亲？”
1977年我打了政治扒手黄永新，法院遂造假“脑伤综合症”判我二年徒刑，超期羁押600天在合肥市看守所里暗无天日；而且判决书上既无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又不开庭，应属无效的判决。
我从2002年赴京上访，又是10年了，其前可追溯到文革中。我向合肥市房产局要求落实私改房退还政策，结果就是不退。向法院索要超期羁押赔偿，结果合肥市中院、省高院决定书是不赔偿。向诬告陷害人黄永新和李进挺索赔，当黄永新看到事情败露后果严重，已触犯刑法，不出两个月吓死了；李则装乌龟，可我家的损失找谁赔？
在2007年合肥市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在2008年省政府派员出席的听证会上，合肥市政府只愿出2·2万元了结。我提出政府就是不敢规范行政，应有书面文件。杨思松对我们母子说：“三间是门面房，不退；有困难，给救助。”（原话）我家三间临街房不是门面房请勿偷换概念，有众多证人证言。
1986年邓小平时代了，拆迁我家所在的合肥拱宸街，明明有规定，（86）4号文件，考虑到私人房地产的合法地位，对此有具体规定补偿，但合肥市房产局隐瞒不让被拆迁户知道，政务不公开不透明是一贯的作风；还以“土地是国家的”欺骗打压，我家宅院依官方测绘图纸0,9亩就又被政府发扬1959年的“共产风”给拿走了。这样的政府谁敢相信？
单方面的专政，我想这时代不应该有了；中国历史，地方政府黑，积弊太深，我想不应该再有了，这时代应该进步了。
合肥市政府想“终结”我的案子，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为此我致书省政府分管信访的副秘书长黄晓伍，指出，由问题的被诉方单独向受害方横霸地动用公权力求“终结”，其性质上是行政违法，是无效的，是应受到谴责的。必须向受害方提供《终结意见书》的书面文件，必须备案可嵇；亦必须加盖公章，以示郑重，警惕行政造假再次糊弄受害方。行政必须规范，只有规范的行政才有可能保护公民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