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5日，每年一次的全国两会召开之日，北京维稳加剧，全国各地大截访非常猖獗。我是全国有名的上访户黑龙江逊克农场刘杰，是黑龙江省重点稳控对象。我和老公付景江长期住在北京上访讨公道15个年头了。每年一到国家重大节日和重大会议时期，黑龙江省就把我当成重点对象，各省派出大量人员截访，有的雇佣黑社会配合截访。国家维稳和地方挥霍巨资截访，打压访民不解决访民的诉求，反而践踏访民的人权，殴打、非法关押在“黑监狱”、拘留、劳教我都经历过了。截访人员以截访为由住宾馆、搞旅游、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代表着政府形象残害我公民的权利。
我是被残害的访民受害者，更能深深的体会到社会的黑暗，司法腐败不公我找不到正义，贪官钱权交易独裁腐败的嘴脸，口喊着党风廉政、实际上弄虚作假、假报告一级骗一级，向上汇报刘杰的上访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他们把解决问题的资金挥霍了。把中央财政拨发的解决大案、要案、疑难案件、无头案、钉子户的专项资金和维稳费挥霍了。地方政府也花费了巨资截访，各级政府没有依法把资金用在解决访民的诉求化解矛盾上。反而，打压访民制造冤案，导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不解决，如山似海的上访大军涌入北京，国家耗巨资维稳，疯狂打压访民截访、截访、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弊病，这是无法改变的人权灾难。
我夫妻3月5日被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大搜查，我夫妻在临时住处被搜查去派出所，因为我没有身份证（黑龙江北安农垦公安局不给我办理二代身份证）。当天下午16点钟，北京公安局政委了解我为何上访的诉求后，把我夫妻交给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信访办，赵主任带领10多个人把我夫妻强行送到北京香河黑龙江省设的截访分流中心，3月5日当晚11点30分到黑龙江省分流中心，工作人员就强行抢去我夫妻手机，还说：“回去到黑龙江北安农垦公安局找政委石贵秋要手机，到现在还不归还我们的手机。
石贵秋是我的被告人， 2007年10月11日也是右安门派出所把我交给了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公安局截访的政委石贵秋、逊克农场公安局长张翔涛、干警台风，参与聚众入户抢劫的书记马向东，是他三人把我强行接回关进北安农垦看守所对我刑拘，因为我没有违法行为，公安局向检察院报批捕，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按刑诉法规定检察院不批捕的，公安机关应该立即放人。办案人石贵秋一人接受逊克农场四次聚众入户抢劫团伙的贿赂，与逊克农场副厂长孙木兰恶意串通，伪造证据，制造假案、捏造罪名……包庇聚众入户抢劫团伙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不抓抢劫罪犯，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超越职权，以我作为发起人于2007年10月8日联名12150名访民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联名上书提建议”；我们12150人给胡景涛、温家宝和十七大代表的建议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履行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向十七大提出六条有关维护上访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建议。可是，黑龙江省农垦政府和公安局国有企业雇佣的土匪，流氓当干部目无党纪国法，把我们联名上书说成：“企图煽动闹事”捏造罪名对我劳动教养一年半，使用了国务院于1957年颁布的《劳动教养管理条例》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名劳教我，我们联名上书是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没有任何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也是违反《宪法》的恶法。
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国有企业内设立的政府和司法机关也是违法宪法规定的罪恶制度，宪法和所有法律没有规定企业内可以设立政府机关和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一切行政机构，企业的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是国家的公务员编制，是企业编制，不归国家财政开工资，归北大荒集团开工资，属于另立天下、私设公堂、所以企业花钱雇佣的干部、公安、法庭人员参与抢劫后，当完土匪当法官。黑社会当权我怎能打赢官司。黑龙江农垦国有企业制度违宪。
我生活在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的罪恶制度里，司法渎职没有公正，政府渎职没有公正，包庇逊克农场故意违约合同造成我夫妻兴办的畜牧养殖厂停产、停业不赔偿损失恢复在生产。截访人员抢劫我夫妻的手机到至今不给。
国家的政策给公民办理的身份证已经实施了多少年了？可是，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公安局到至今不给我办理身份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黑龙江农垦的怪胎的罪恶制度有多么黑暗。中共中央领导为什么不纠正违反宪法的罪恶制度，国家宪法中央都不严格执行，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