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陈茜要求依法与当时的拆迁人金牛区房管局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而建交局作为陈茜案件的包案领导小组，却不愿意让当时的拆迁人金牛区房管局与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同意按照原来的“会议纪要”由政府处于“人文关怀”给陈茜一套房住房和一间门面房，作为对陈茜的安置处理方案。而对当时违法拆迁对陈茜的补偿赔偿问题，却只字不谈。
据当事人陈茜描述：当天负责陈茜拆迁案的包案领导建交局局长任务，在街道办与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起，要求陈茜提出自己的诉求，陈茜表示，安置09年“会议纪要”落实，并依法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建交局表示：当时拆迁的人已经不在了，无法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陈茜说：拆迁是政府行为，不可能因为一个或几个人不在，就没人负责了，后来这位局长说：现在解决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走司法，但是走司法途径可能会拖上十几二十年。一种是协商处理，政府出于人文关怀，以生活困难救助的方式，给予你们一定的补偿。
陈茜当即指出：如果我是无理要求，那么法院就应当不支持我的诉求，如果我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政府也没有义务给我什么“人文关怀”。至于我的诉求是否合理，可以采取开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证，如果走司法这条路要拖上十几二十年，只能说明你们政府向司法机关施加了压力，而不是公正的司法。
这次协商中，建交局局长任务先生明确表示：如果按照09年会议纪要对陈茜进行安置，签订协议后，会导致当年相关官员“乌纱帽”不保，甚至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愿与陈茜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陈茜当时表示：不可能他(指当时的拆迁人成都市金牛区房管局)违法了，我来为他买单。并且，2009年9月24日在“会议纪要”出来以后，为了尽快解决自己生存问题，陈茜也曾经多次去过房管局产权处办理产权证，为给陈茜办理产权证，当地政府也曾经多次开过协调会，专门协调此事，成都市房管局产权处明确答复：没有安置补偿协议，就不可能给陈茜办理产权证。
不能办理产权房的安置，陈茜当然不可能接受。为了规避责任，协商时对方还提出，让陈茜与人北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
陈茜表示：街道办既不是拆迁人又不是监管单位，与他签订协议，“街道办”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什么法律依据？因此，这次“协商”又流产了。
1995年，成都市金牛区花圃路城隍庙电子市场开始动迁，立项是“低洼棚户区改造”，为了减少成本，当地政府采用了各种不正当手段，迫使一部分人签订了不公平的协定，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政府采用不正当手段，试图侵害他们权益时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陈茜于1996年10月，陈茜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政府的行为违法，她的诉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在地方政府没有依据法院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同时，法院又把一个与陈茜完全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的“成都市建设银行第五支行”的民事诉讼中，并判陈茜败诉，还据此强制执行，这中间有什么猫腻，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很显然法院是没有依据对本案立案并作出判决的。更没有理由据此对陈茜进行强强制执行。
事后，陈茜一直坚持诉讼，上访，终于在2009年8月19日，当地政府开始处理这一违法事件，并坐下来进行了商量，在陈茜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的情形下，达成了一个书面的会议纪要，可是，直到今天，这一纸会议纪要的内容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因为如果根据会议纪要，给陈茜签订了安置协议后，这么多年没有依法给陈茜的“住房安置过渡费”就需要依法补偿给陈茜，而陈茜的营业房，十多年来，仅仅租金和利息损失就是几百万；强拆时没有依法登记陈茜家财产的状况，导致陈茜家里的财产和商铺的货物下落不明，至今无法追回。如果陈茜通过司法途径要求国家赔偿，那么相关责任人就会受到制裁。
这也是陈茜的拆迁安置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