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位已80岁的古稀老人，他就是福州冤民郑伯榕，家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后坂村大街。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副食品供应紧张，福州市朝阳区（现仓山区）食品公司下达郑伯榕养殖生产鸡鸭禽蛋任务。当时像郑伯榕这样的养殖户不但人光荣，就连鸡鸭也称为“光荣鸡”和“光荣鸭”。
在郑伯榕养殖鸡、鸭初具规模之时，因文革时的特殊政治环境，突然间福州市朝阳区（现仓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德生，下渡派出所所长林增祥于1970年2月带六名民警不由分说，也不出具拘留证和逮捕证直接把郑伯榕抓走关押在福州市水头拘留所，一关就是五年。随后朝阳区法院以“投机倒把” 罪判决申诉人20年有期徒刑，但判决后也不给郑伯榕判决书，直接将他送去福建省永安市监狱劳改。
文革结束直至1980年12月16日郑伯榕才被改革开放的政策提前无罪释放，但也不给他开具释放证，此时郑伯榕从被抓时算起整整被关押10年十一个月。其间郑伯榕受尽牢狱之灾，家里的家具、杉木共15立方米也被朝阳区（现仓山区）公安分局民警强行拉走去盖公安分局的仓库和食堂，鸡鸭也被抓去充公拍卖，按当时的经济损失不下万元。其直接造成郑伯榕的6个子女长期无人抚养，家庭破碎生活陷入绝境。
自1982年起福州市政府大力发展菜蓝子工程，时任福州市郊区（现仓山区）区委副书记江春官找到郑伯榕，叫他重操旧业养水鸭，政府帮忙贷款5万元，经领导协商同意将（现仓山区盖山投资区）一块长期闲置的抛荒地让郑伯榕建鸭舍。之后郑伯榕倾尽全家资金和外借资金共20万元建成了1300平方米鸭舍（详见附图），养水鸭3300头。
但好景不长，2002年7月3日福州市仓山区建设局突然送来一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仓建字（2002）174号，限郑伯榕七天内自行拆除鸭舍。次日郑伯榕即与他人联系转让全部水鸭的意向，价格商定后并收对方（买主）定金5000元。
但令郑伯榕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主动接受“改正”准备动手拆除鸭舍建筑之前，7月5日（未到7天限期）时任仓山区盖山镇委副书记陈永康（现任仓山区政法委副书记）、副镇长马昌霖和仓山区建设局上百人，强行闯进鸭舍，首先控制郑伯榕和家人的人身自由，不顾鸭舍里尚有3300头水鸭，即残忍下令拆除鸭舍。
盖山镇政府官员的不法暴行，致使郑伯榕辛辛苦苦养殖的3300头水鸭全部被建筑物压死、砸死或受惊大逃亡（详见附图），致他直接经济损失总计约20万元，使他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血本无归，全家生活二度陷入绝境。
为此时年70岁的郑伯榕从2002年起走上了漫漫上访路，不断向福建省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上访要求平反“冤狱10年”及赔偿鸭舍被强拆的损失。但各政府机关均相互推诿，拒不答复，更不调查取证处理。
郑伯榕在地方政府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曾23次进京上访（多为非正常）讨说法。但地方政府及司法机关仍拒不处理解决郑伯榕的合法诉求，反而却因此多次反遭其各种打击报复。
郑伯榕多次被非法囚禁在北京黑监狱。2007年6月郑伯榕在京上访时，盖山镇党政办主任石贤颜就找到他的住处，谎称陪他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把他骗到北京“如家”旅社地下室（实为黑监狱）无端关了8天。且雇请黑保安限制郑伯榕的人身自由，故意虐待、谩骂当时已76岁的郑伯榕，每天只给一包方便面充饥。
因郑伯榕上访伸冤竟株连众亲属遭报复。在郑伯榕孙儿郑长松四邻违章建筑非常普遍的情况下，盖山镇副书记陈树仁带人只对他孙儿郑长松在老宅已加层多年的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时任仓山区信访局局长陈永康也以郑伯榕二儿子郑典祥的店面承租人未办暂住证为由，驱逐承租人，不让他儿子店面出租；盖山镇政府官员长期故意扣留了郑伯榕儿子郑典新征地时的人口安置补偿费4万元，至今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仍拒绝归还。
地方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对郑伯榕亲属进行打击报复就是想妄图非法阻断他上访伸冤昭雪，其居心险恶，腐败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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