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高原报道）11月23日，贵州毕节访民黄润菊跟本网投诉，说自己丈夫、儿子在有权力背景而缺乏安全设施的煤矿工作时死亡，家属得不到赔偿，她被迫上访却被有关部门推诿，在毕节信访局被领导驱赶、喝斥，信访领导居然说：“国家法律只管北京，不关贵州的事。”
下面是黄润菊口述材料：
我叫黄润菊，女，现年49岁，家住贵州省毕节市杨家湾镇三合村五组。
2008年的9月6日，我的丈夫张启刚，男，49岁，当时在贵州毕节杨家湾镇闵家沟一非法煤矿采煤时死亡，一同遇难的还有王清全，男，51岁。张军，男，16岁（张启刚之子）。王清全、张启刚因政府工作组象征性的炸封煤窑后，稍为清理后再一次进入煤窑开采时，因缺氧而死亡在矿井内。张军为找寻自己的父亲而进入煤窑后死亡。
这个煤矿从2004年到事故发生时，一直都是正常生产出煤的。由于矿主王清全与镇党委书记徐长周谈妥每月拿2吨煤给徐长周，这样在每次政府取缔非法煤窑时，这个煤窑就能在党委书记的亲自庇护下而幸免保全。由于有党委书记在背后撑腰，王、张2人不懂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矿井内未开设通风路，盲目开采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作为张启刚的妻子，丈夫及儿子的惨死，使得我全家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为了讨一个说法，3年多来，我不断依法逐级的上访，省会、北京，我辗转于各级相关部门。2010年5月，我在毕节地区信访局上访，局领导任红万问我要几万元钱才能解决？我答复他说，只要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给我解决就行。谁知任红万领导却对着我大吼：“国家法律只管北京，不关贵州的事！我们毕节有毕节的规定，你别在这儿找茬了，你快滚出去！”随后不由分说，他就指使公安警察强行把我赶了出来。我不服，又返回了信访局，求领导解决，领导说：“不要在这里讲法律，你要怎样解决说出来。”我说：“徐长周身为地方行政官员，镇党委书记对国家明令取缔的非法煤矿不但不给予坚决取缔，还利用职权贪污杨家湾镇撤炉的保证金，然后用钱买通毕节市领导。才让他所管辖的煤矿出事后，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却没有被追究责任，对死者也不作出赔偿。”领导却说：“你再提徐长周，就把你抓起来关了！”
2010年6月22日我在贵州省政府上访，由其领导黔访转字[2010]424号文转毕节市人民政府，“责成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我6月25日将转送的材料和来访事项转送单呈毕节市人民政府，收到后，其领导叫我复印一份送毕节市信访局，也已收到。信访局赵敏局长要我写一个详细情况给她，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给她之后，她答复我说：“徐长周是党委书记（科级干部），我们是信访单位没有权，你去找有权办理的行政机关解决好了！”
就这样，市政府推信访局，信访局推有权处理的机关。3年多以来，我就在他们相互的推诿中苦苦煎熬着。我是弱势老百姓，在他们官官相护，领导包庇纵容的现实面前，我含冤屈死的丈夫和正值青春年华而冤死的儿子，难道就该死不瞑目吗！而我所剩下支离破碎的家庭，难道不该为冤死的灵魂讨一个公道吗！
我依法逐级上访，毕节、贵阳、北京（已被抓回多次），要求相关法律机关给我一个说法。要求依法对死者作出赔偿，给我陷入绝境的家庭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现我将我丈夫及儿子的遭遇向国际新闻媒体说出来，希望能引起关注和声援！我全家将不胜感激之至！
下面是黄润菊口述材料：
我叫黄润菊，女，现年49岁，家住贵州省毕节市杨家湾镇三合村五组。
2008年的9月6日，我的丈夫张启刚，男，49岁，当时在贵州毕节杨家湾镇闵家沟一非法煤矿采煤时死亡，一同遇难的还有王清全，男，51岁。张军，男，16岁（张启刚之子）。王清全、张启刚因政府工作组象征性的炸封煤窑后，稍为清理后再一次进入煤窑开采时，因缺氧而死亡在矿井内。张军为找寻自己的父亲而进入煤窑后死亡。
这个煤矿从2004年到事故发生时，一直都是正常生产出煤的。由于矿主王清全与镇党委书记徐长周谈妥每月拿2吨煤给徐长周，这样在每次政府取缔非法煤窑时，这个煤窑就能在党委书记的亲自庇护下而幸免保全。由于有党委书记在背后撑腰，王、张2人不懂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矿井内未开设通风路，盲目开采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作为张启刚的妻子，丈夫及儿子的惨死，使得我全家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为了讨一个说法，3年多来，我不断依法逐级的上访，省会、北京，我辗转于各级相关部门。2010年5月，我在毕节地区信访局上访，局领导任红万问我要几万元钱才能解决？我答复他说，只要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给我解决就行。谁知任红万领导却对着我大吼：“国家法律只管北京，不关贵州的事！我们毕节有毕节的规定，你别在这儿找茬了，你快滚出去！”随后不由分说，他就指使公安警察强行把我赶了出来。我不服，又返回了信访局，求领导解决，领导说：“不要在这里讲法律，你要怎样解决说出来。”我说：“徐长周身为地方行政官员，镇党委书记对国家明令取缔的非法煤矿不但不给予坚决取缔，还利用职权贪污杨家湾镇撤炉的保证金，然后用钱买通毕节市领导。才让他所管辖的煤矿出事后，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却没有被追究责任，对死者也不作出赔偿。”领导却说：“你再提徐长周，就把你抓起来关了！”
2010年6月22日我在贵州省政府上访，由其领导黔访转字[2010]424号文转毕节市人民政府，“责成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我6月25日将转送的材料和来访事项转送单呈毕节市人民政府，收到后，其领导叫我复印一份送毕节市信访局，也已收到。信访局赵敏局长要我写一个详细情况给她，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给她之后，她答复我说：“徐长周是党委书记（科级干部），我们是信访单位没有权，你去找有权办理的行政机关解决好了！”
就这样，市政府推信访局，信访局推有权处理的机关。3年多以来，我就在他们相互的推诿中苦苦煎熬着。我是弱势老百姓，在他们官官相护，领导包庇纵容的现实面前，我含冤屈死的丈夫和正值青春年华而冤死的儿子，难道就该死不瞑目吗！而我所剩下支离破碎的家庭，难道不该为冤死的灵魂讨一个公道吗！
我依法逐级上访，毕节、贵阳、北京（已被抓回多次），要求相关法律机关给我一个说法。要求依法对死者作出赔偿，给我陷入绝境的家庭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现我将我丈夫及儿子的遭遇向国际新闻媒体说出来，希望能引起关注和声援！我全家将不胜感激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