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顺利到达邵阳，我先坐怀化至隆回的客车，然后租了一辆私家车从隆回到邵阳。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到邵阳时已是下午2点多。而当我找到邵阳的朋友们时，我得到的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坏的多，李旺阳 老师的遗体早已被当地警方抢走。也就是说我连见李旺阳 老师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的愿望也成了泡影。我预感到邵阳警方绝对会对当时在邵阳清真宾馆里准备送李旺阳 老师最后一程的朋友们采取行动，而且时间不会超过6日晚上12点，我把我的这种担心说给了在场的十几位朋友。果然，晚上10时许，邵阳市国保支队的人来到我们呆的房间，领头的那位邵阳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对在场的每个人发出近乎死亡般的威胁。说实话，我跟怀化的国保甚至国安经常打交道，大家虽然立场不同，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象他那般凶神恶煞的人。
随后不久，我接到怀化国保给我打的电话，他们说已到邵阳来接我回怀化，并希望我配合。几分钟后他们一行四人就来到房间门口，我跟在场的尹 老师商量了下，觉得留下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更何况李旺阳 老师的遗体到底在哪，也没一个人知道。我没有选择，只能跟国保回怀化。在回来的路上，我还记得他们其中一人说，如果当晚我坚持不回来，他们会等天亮后再把我弄回来，但他们会跟我呆在一起，毕竟大家都是怀化人。
没想到的是，我回到家没多久又接到国保方面的电话，他们说要跟我再见面问些事情。我意识到警方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但具体会怎样，我无法预测。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怀化国保方面作出的决定，不然的话，中午喝茶过后他们没必要让我回家。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作出决定的层级越高，波及的范围就越大，牵涉其中的人必定也越多。
国保说要带我出去旅游，然后便把我的手机拿走。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里，她因为双脚浮肿到怀化来治病，而我刚刚带她到医院作了检查还来不及给她去治疗。我提出回家去带点衣服但国保没有同意，随后便同他们上车。说实话，那天即使他们同意让我回去拿衣服，我也不敢跟母亲说我要跟国保一起出去。母亲70多岁了，而且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我怕她受不了。
我意识到手机如果被关那家里的情况就一无所知，而我年近八十的父亲从去年以来就曾因心衰昏倒过三次，母亲现在也病情严重，他们随时都可能生命垂危。我当即跟国保要求我的电话必须通畅，每隔一定时间必须要接妻子的电话。他们走到一旁打起了电话，显然他们是在请示，电话打完后，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条件是电话必须由他们控制，我只能接听妻子的电话，不能说我在什么地方，也不能说与此相关的一切内容，否则发生一次电话就关掉。我们双方达成暂时协议。
从6月9日 到6月20日 ，我被带到怀化的新晃县城。6月15日 至17日是我女儿初中升高中考试的日子，女儿平时跟我交流的比较多，现在面临升学考试，自然希望我能在她身边。我跟带我来的国保要求15日前回到怀化，以尽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国保答应向上请示，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我自然无法回怀化。那些天我陷于深深的自责中，情绪也不是很好。我知道现在读书竞争的残酷性，如果女儿因为我的事情绪不好而发挥失常，那不就害了她？这样的不安一直到6月29日 才结束，那天妻发来一个短信，女儿的分数远超市内最好的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而那时我也已从新晃回到了怀化，被继续控制在一家部队招待所内。
国保跟我说我没有兑现承诺，出来没两个小时就在境外媒体上发东西，本来他们准备13日晚上把我弄回去，但考虑到15日是我母亲生日，所以给了我两天时间。结果我又被控制起来，这次是在一家银行的招待所里，那地方我从新晃回怀化时在那里曾住过三个晚上。
其实说我在境外媒体上发东西也许只是个借口，因为我出来前跟他们说过，我得告诉朋友们我已经出来。而且上次他们只询问有关李旺阳 老师方面的事情，而这次他们问的全是维权网方面的事。他们问我对维权网的看法，我说维权网是关注中国公民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网站，他们问我做这样的事对不对，我的回答很直接，这肯定是对的，而且只要我发现有权利遭受侵害的人和事，我会继续关注。
这次再被控制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心里没底，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共十八大开完之后。相对于前一次，后面对我的控制似乎较前面要松些。因为除了几名协警外，就是我居住地的工作人员在守着，人员数量也少了些。前面每天最少有6、7人，多时有9个人，而后面就固定为每天4个人。国保会不定期来看看，期间还给我买了三、四次书。
从9月26日起 ，我开始到医院做理疗，每次都是守着我的人员陪着去医院，我知道理疗治标不治本，仅仅只能缓解疼痛，但环境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大约9月底的某天，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中共十八大将于11月8日 召开的消息，初一听到，我很吃惊，我原以为他们的会议是10月中旬开，而现在又推迟将近一个月，这就意味着我回家的日子又得往后推。说来好笑，那些天我竟天天祈祷他们自己不要再弄出什么乱子，能按时把会开了，我也好早日回家。
在这里我最怕的就是接到父母的电话，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身体。第二次被带走后，父母应该知道我不是到外面学习去了，他们的牵挂成了我沉重的心理负担。10月31日 是我父亲79岁寿辰，我原以为中共十八大十月中旬召开，那么父亲的寿辰我是能赶上的，但现在也成了不可能，虽然我多次向国保提出10月31日 当天要回去一趟，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可能，他们向我表示对此他们也是无能为力，作为变通，国保方面可托我妻代他们给老人送份寿礼，但被我谢绝。
十八大开完后我以为第二天就能回去，但打电话给国保，他们却说暂时不可能，还得向上请示，要等高层作出决定。11月20日 ，国保方面跟我说，高层已同意让我回去，应该只要等一两天。那天他们跟我作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谈话，国保要求我回家后不要在海外网站上发文章，不要再关注维权，他们的要求我没答应。随后他们提出我在关注维权事件时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我跟他们说我写的任何一则消息凭借的都是于法有据的事实，再说如果有什么歪曲报导，我可能早成阶下之囚了。
20日晚上，我是11点钟睡的，一觉醒来，看看电视上的时间，已是21日早上6点零8分，这是自6月9日 以来164天里我唯一一次一觉睡到天亮的一晚。这160多晚里，由于看守人员的原因，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时彻夜未眠，有时半夜醒来后再无法入睡，更多的晚上是每隔一个小时醒来一次，对我来说，每天夜里都成了非常难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