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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南海三山失地农民声援南方周末提供法律帮助记事
今天早上，陈启棠（网名天理，广东著名维权人士，与我共同代理三山农民土地维权）来电说有部分南海三山村民去声援南周，让我立即去处理，并提供法律帮助。我一听之下，心头震惊：过去南海三山失地农民曾经历了长期艰难维权，出过人命，他们的抗争和警察的打压，可能都会比较激烈，千万别闹出大乱子来！
于是，我赶去南方报社总部，在那里看到一些山村民（事后了解，前后大约有近两百村民赶来）。经询问，他们声援南周的动机很简单：1、三山农民土地被南海政府肆意掠夺、农民无处伸冤之际，国内媒体唯有南方报系的南方都市报仗义执言，于2011年对三山农民失地案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大幅报道，故三山人一直感念南都，继而爱屋及乌，声援南周，表达感恩之情。2、三山人多年土地维权之路一直走的极其艰难，痛感民主法治、新闻舆论自由缺失是他们抗争始终不见成效之根源，故三山人愿为新闻自由发声，同时也希冀三山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中外媒体关注。
之前，我与陈启棠共同代理三山村民郭伙佳诉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违法批地的行政诉讼案，其实等于代表整体三山人进行诉讼，因为郭的案件胜败关系到整个三山土地维权能否获得司法救济。然而南海、佛山两级法院赤裸裸地曲解法条，均裁定法院无权受理这类违法批地的行政诉讼案。至此，司法诉讼的大门向失地农民关闭，司法救济无望。鉴于此，三山人在表达对南方报系感恩之情的同时，期望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实在合情合理，当然也完全合法，我没理由反对。我为三山人知恩图报的淳朴感动，也对三山人遭受的巨大侵害和痛苦抱持深切的同情。另外，三山人维权付出了巨大代价———多人被当局构陷判刑、一人死亡，被短期拘禁及挨打者不计其数。由此，我担心三山人内心埋下深仇大恨，会否有过激言行，引发警民冲突。我想我及时到场利于事态控制。
我赶到声援现场时约10点半多了，南周大门口大批警察，行人寥寥无几。警察在不停驱赶驻足者，约距大门一二百米的地方，警察也在不停催促、驱赶围观者。我上前询问警察此前两部巴士将一些三山村民拉到何处，警察不理睬我。后来赶到的三山村民苏昌兰，因为婆婆失踪，又气又急，一边流泪一边在现场寻找、询问，还有部分村民不甘心如此被赶回去，驻足与警察理论并不断拍照。
一开始，警察态度都还算正常，很快，他们便失去耐性，推搡村民，我则上前要求警察遵守法纪，不可妄动，以免激化矛盾。现场村民基本都很理性平和，但警察们很快动手了——冲过来一些壮汉警察，将一行与警察理论的村民和我、陈启棠一起强行抓推上了警车。警察用力很猛，我被抓过的部位，到获释时仍略感隐隐作痛。
经此亲密接触，体力消耗很大，上车后休息不再抗议。
我们被带到五羊新城里的广州铁一小学。今天是周六，校园没有学生。我们被带到校园操场，看到已有部分村民在那里。警察在了解我的律师身份后，单独把我叫到一旁讯问，并做了讯问笔录，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名——因为这不是正式传讯，且拒绝签名无碍于警方工作。讯问中警察问我有否动员村民来声援，我当然否认——我只认识几个村民，想动员都没可能，何况三山人经年为土地血泪抗争，无须任何人动员；而且他们虽然是农民，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并不比城里人浅薄，但比城里人淳朴。经过丧家失地的痛楚，他们深深懂得法治、民主、言论自由对每一个人是何其珍贵。勇于把经济维权与政治维权相结合，这一点殊为难能可贵。
下午约二三点钟，南海国保派来几部巴士押走苏昌兰、陈启棠及其他村民。同时广州司法局律管处领导及本所主任也赶来校园，在听取我的讲述后与警方进行了良好沟通。下午约近四点，我被允许离开，律管处领导表示周二来我所调研，再详谈此事。其后收到苏昌兰电话，得知村民们被押往南海大沥的两个派出所讯问，并要求村民签名保证以后不再进行上访及类似活动，再犯就要以非法上访的名义治罪，同时威胁村民若拒签则要拘留，村民一致不屈拒绝签名（最后一批村民获释已是晚上11点30分）。当局惩治上访的惯用利器是劳教，如今已被宣布停止，且看南海警方如何整治三山人。
此次事件小结：
1、警方动作出乎意料。若非警方动手迅速，我和陈启棠本来也要劝村民冷静，为避免冲突，及时撤离。
2、村民无过激行为，倒是警方过激了，起初我担心村民过激成了笑话。
3、学堂成为临时拘禁场所，令学堂蒙羞。中国传统一向尊重读书人、重视学堂，民国更有士兵捉人止步学堂之说，而49至今，文明显然倒退的厉害。
4、平心而论，广州警察总体文明水准尚可，日前对待声援者多数时候还算克制。担心休息日聚集者众而强力清场，还是维稳的旧思维以及某些反民主的陈腐势力在作祟。
2012.1.12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