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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谢丹（佐罗）受上海维权人士委托，再次专程赴合肥给尚在看守所羁押的李化平、周维林两位维权人士送温暖。
当天下午2时许，谢丹如约来到合肥异议人士沈良庆家，稍后尹春博士也闻讯赶到，大家洽谈甚欢。三人就正在发生的镇压反对建三江黑监狱、茂名PX项目群体性维权事件和台湾民众反服贸运动，交流了对中国民主化前景和维权运动的看法，一致认为面对强大的极权国家，此类涉及政治迫害、法律和司法体制及垄断利益的维权活动虽然不断遭到当局野蛮镇压，很难直接获得成功、满足诉求，难免屡战屡败，但有助于通过广泛参与、共同行动凝聚共识、集结力量，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加大当局的维稳成本，推动人权民主运动和民间社会成长。同时更要对新极权国家网格化维稳条件下维权运动和民间社会成长的逼仄空间有清醒认识，不能对统治者的善意、政治智慧和勇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除非民间反对力量及其拥有的物质手段强大到足以迫使执政者做出妥协、让步或者倒台。人性的弱点决定了统治者的偏狭自私、贪婪无耻、鼠目寸光和冷酷无情，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不择手段维护一党专政，以便垄断权力、真理和利益，完全没有放下屠刀、主动改良政治智慧和勇气。即便是民主国家如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台湾，宪法和法律、民主与法治也是一种脆弱的协调机制，除非他们能够协调自己，否则，宪法和法律、民主与法治同样也协调不了他们。在一个分裂型社会，基本价值观、利益和情感的差异将会导致“谁能战斗到最后”的差异，美国历史上曾经撕裂联邦国家及其宪法体制的南北战争和新近民主化国家爆发的宗教、种族、地区冲突和战争就是很好说明。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难免有其激进的直接民主手段，涉及捍卫台湾主体地位和自由民主，拒绝大陆在武力威慑和外交孤立背景下的经济利诱和政治渗透的基本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问题，由反服贸引发的太阳花直接民主运动当然也需要包括占领立法会在内激进的号角和施压手段。作为大陆民主、维权活动者，我们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责任，没有干涉台湾人、香港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拒绝赤化、反对奴役的权力，能让一部分人先自由民主起来，总比大家都无差别地统一接受奴役好。
下午4时许，尹春和沈良庆一道陪谢丹到周维林家，当面向卧病在床的王明华女士（周母）转达了上海朋友的善款和问候，老人表示谦让和感谢，并诉说老两口身体不好，生活上一直需要周维林料理，前不久她自己因肺大泡职业病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刚出院老头子（周伯）又病重入院，医院和家里都无人陪护、料理，当局利用送安妮上学事件对周维林打击报复将之构陷入罪后，不顾他是残疾人和家中具体困难，不仅一直拒绝给他办理取保候审，还利用退回补充侦查不断延长羁押期。稍后，周维林父亲闻讯从医院赶回家，向关心周维林及其家属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并希望儿子能尽快结束无妄之灾。捐给李化平的这笔小额善款则由合肥朋友视其狱中生活需要统筹安排，择期再送达看守所。
热心环保等公益活动的上海维权人士李化平和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均因去年曾轻度参与送安妮上学活动被警方借机打击报复，罗织莫须有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逮捕入狱。姑不论送安妮上学事件本身就是由合肥警方滥用国家暴力非法监控、驱逐蚌埠异议人士张林父女，侵犯张林父女自由迁徙和受教育权引起，事件过程中张林父女、律师和声援网友都是依法维权和围观，警方在暴力清场后对相关当事人打击报复，继行政拘留处罚后重新罗织罪名逮捕、起诉，这种徇私枉法、构陷无辜行为本身就是职务犯罪行为。李化平、周维林在该案中既非当事人，又不是主要参与者，外界普遍相信李化平是因参与新公民运动和鼓吹同城守望活动，被当局借口送安妮上学事件预防性抓捕，构陷入罪以防莫须有的犯上作乱；周维林则因参与本地维权活动、帮助访民、撰写大量维权报道得罪了地方当局，被借机打击报复。
201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