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城镇蒙霍尔村的农民沈志和发给本网的控诉信全文：
我是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城镇蒙霍尔村的农民,今年61岁。2000年，县政府出台文件，为了贯彻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推动察布查尔县经济发展，鼓励县内外人士到察布查尔投资，承包、开发土地，我和几个亲戚贷款筹资，分别与县良种繁育场和蒙霍尔村签订协议，承包开发县良种繁育场土地1200亩，承包开发蒙霍尔村土地1200亩，承包期为30年，承包费为每亩每年30元。经县政府核查，2001年11月28日，我与县国土局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土地承包协议入档。2005年，县政府重新核查了土地，7月25日再次认定了我承包的土地。到了2008年，县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核查。所以，我承包的土地，县上核查确认过三次。
等我把土地改造好了，就引起有人犯了红眼病。2012年2月，县上搞了一次“清查土地”，3月就给我下了一个《通知》，说自治区给我签发的《土地开发许可证》上写的是1200亩，实占2400亩，说我“非法占用农用地”，要没收我承包的900亩地，剩下的1500亩要求我与县上签三年的租赁合同。
我不同意，我无法接受。我承包土地的合同是与县土地局签订的，四界明确，我的土地承包款也是按2400亩缴的。我承包的土地并且经过县政府三次核查，如果面积不准，不是我的责任。政府如果查实我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准，可以收回多出的部分，但必须对我的投资给予补偿；对于符合承包面积的部分，政府无权收回。
为开发承包的土地，我和几个合伙人共投资了1700多万元。投资最大的是平整土地，花费超过400万元，土地平整得像足球场一样。我们打了6口灌溉机井，配有变压器、潜水泵，修了3公里的道路，架设6公里多的高压输电线路，种树4900多棵，建牛羊圈舍1450平方米，砖木结构“三油两毡”的房舍3250平方米，购买大型农机具花了80多万元。日常最多最繁杂的事是捡地里的石头，大的小的永远也捡不完，地闲了专门雇人捡，平常捎带着捡，捡了近十年。我们常年雇请维吾尔、哈萨克、回、锡伯、蒙等少数民族农民耕作，每年仅付工资一项就达120多万。
土地种植条件改善，加之我们承包人和雇工的辛勤努力，承包地的成果逐渐显现出来，察布查尔县有关部门在我承包开发的地块开过油葵、小麦、紫花苜蓿种植现场会，我利用饲草、秸秆最多时饲养新疆褐牛380头、羊1100只，伊犁电视台还做过采访报道。突然间，政府说变就变了。县上空降来个王奕文书记，搞什么“土地清查”，说我们三四百户承包土地“违法”，全部没收，并且对我们的投资不给补偿。政府单方面要没收土地，对我承包的部分土地改为租赁三年，逼我签租赁协议，这是严重违反《承包法》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作法？这样大的投入无法收回，我怎么承受得起？我不接受县政府没收我承包的土地、单方面废止合同的行径。我不在政府的毁约书上签字，政府就强行不让我耕种。2012年4月5日，县人大副主任多乌来提带着警察、民兵，在我承包的地里，不让我们进地，并派人在地头昼夜守卫，还切断电力输供，使我们不能浇地，地不浇水就种不成，这样搞了二十多天。2012年，我承包开发的土地有2000多亩什么也没种，还有300多亩被政府租赁给其他人耕种，每亩每年租赁费300元。2013年，这2400亩地全部被政府租赁给其他人耕种，租赁费每年每亩300元。没有草料，我饲养的牛羊全卖了。
我到县上上访过无数次，找领导陈述、说理，县领导答复说按县上的办法处理。我到伊犁州上访过四次，到新疆自治区上访过2次。2012年7月，我到自治区政府上访，县上派了9个人，把我押回察布查尔，对我审讯，关了24天。其间，县检察院讯问并起诉了我，察布查尔县法院在8月20日开庭“审理”了我的案子。在看守所，我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加重，引发轻微脑梗，被送到县医院，第二天又被送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救治。9月5日，县法院法官在医院对我宣布：我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行，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三年执行。我没有想到，我响应政府号召，合法承包土地，费尽千辛万苦，竟遭此结果！天理何在？
我年轻时在村里担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十多年，曾抓获苏修特务，受到公安部的嘉奖，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为此到我们这里拍过新闻纪录片。1983年，我在全疆第一个搞包产到户，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犁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来，对我采访了三四天。我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担任过两届县人民代表，被誉为“共产党的好儿子”，“各族人民的好朋友”。我还担任过六年的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我没想到，我竟然成了被审判的对象，成了被告，成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犯！
我被判刑后，警方要求我每月到派出所做一次笔录，每当有人到上级上访，察县警察就传唤我。我现在要外出如果出了伊犁的范围，就有警察跟随。2013年12月，有境外媒体采访了我们八九个土地承包人，问我们土地承包和被没收以及遭打压的情况，我们据实以告。县公安人员带着荷枪实弹的武警，把我们从家里抓到派出所审问达十几甚至超过二十四，并搜走我们的手机、电脑。警察说我们与热比娅有联系，说这些媒体是反党反社会的，是反动势力，接受包括港、澳在内的这些反动势力媒体采访，是泄露国家机密，是要判刑、劳改。这么长时间不给我们吃饭喝水，我因此糖尿病、血管硬化症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在医院仍被监视。2014年春季，县电视台连续二十多天，报道我和一些土地承包人“非法占用土地”的罪行。
遭此毁灭性的灾难的不是我一人。在县委书记王奕文于2012年搞的“土地清查中，被非法废除的土地承包合同有三百多份，没收的承包地有18万亩，数百个承包人债台高筑、倾家荡产、陷于绝境！对于坚持反对违法废除承包合同的承包户、上访户，政府视为“钉子户”，非法扣压《身份证》，没收手机、电脑，跟踪、截访、监视居住、传唤，把承包户主刘小卡、党学良、赵德清、曾祥文、奇哈兰等上百余人次，扣上“非法占用土地”、“破坏农用地”等罪名关押，有的被关押六七次，每次关押时间最长的有六十天。判刑的还有有党上龙、库尔班江、于全江等五人。刘小卡也被起诉、开庭审理，至今未判决。坎乡农民迪里木拉提到北京上访，被截访，戴上头套，捆住手脚，四千多公里押解回察布查尔，在伊犁河大桥由押解者交给察县公安局警察，察县公安局警察给了押解者8万元。迪里木拉提接着被关进看守所拘留10天。于全江被关押过三次，坐过电椅，被注射过不明作用的针剂，已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他在看守所里绝食48天、吞牙刷笔芯等表示抗议。于全江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忧愤而死。62岁的农民党上龙被判刑两年，被送到伊宁市少管所服刑。承包人张洪钢、党学良、王宗海等人，2012年几乎全年在北京上访，2013年7月他们再次到北京上访，张洪钢等人至今不敢回察布查尔，常年东躲西藏，漂泊在外。
2014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