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莫家湾村人。
1994年10月，我村村委会将全村的水地、旱地全部划分给村民作为口粮田。当时我还未出嫁，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哥哥虽然与父母分了家，但村上给我们两家七口人划分共计3．5亩口粮地，是以我哥哥徐三三的名义签定的一个合同，颁发的是一个《土地证》，并在合同上注明了30年不变。
1997年3月8日，村主任徐金理来到我们家，当时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徐金理拿着一份书面材料，说是给我们家免交农业税的申请，让我不识字的母亲在上面按了手印。没想到到了2002年，一个叫马海宏的外地人突然说，我家那块种着梨树、枣树、葡萄树等1000多棵果树、面积为2．13亩的土地是他儿子马江的。马海宏夫妻俩的户口都不在我村，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叫马江，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了孩子，马海宏通过拉关系、花钱，给儿子马江买了户口并落户到我村，并买到了我们家的这块口粮地。村委会领导也要求我父亲交出土地，理由是1997年3月8日我母亲在我家退出口粮田的退包协议书上按了手印。这时我们全家人才逐渐知道，1997年3月8日，村主任徐金理让我母亲按手印的书面材料，是一份让我们家退出口粮田的退包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上我父亲“许文强”的签字也不是我父亲的笔迹，村主任徐金理后来在这份协议书上面盖的还是一个假公章，因为徐金理不久就不当村主任了。我父亲当即拒绝承认这份欺骗当事人按了手印、冒名顶替签名、盖了假公章的退地《协议书》，拒绝交出我们的口粮田。父亲因此事气急交加，加剧了胃癌的恶化，于2002年农历8月12日病逝。
两个月后，马海宏就将我父亲起诉至宝塔区人民法院。在法庭上，马海宏出具了一份土地买卖合同，证明村委会在1997年就将我家土地卖给了他儿子马江。可是从这份明显是假造的合同上来算，马江当时只有4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具备民事权力义务。而且，马海宏并不是土地承包合同主体，也无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说，既使合同是真的，也属无效合同。同时，马海宏还出具了一份协议书证明我父亲将这块土地交回了村委会。
我们发现，此合同和协议书有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我们村把分给村民的土地都编了号，此合同中写明涉及纠纷的土地编号是03号，而我家这块地的编号是041号，土地的编号就不相符，对不在一起。
二是这块面积为3．5亩土地的《土地证》上的名字是我哥徐三三的，协议书上的卖地人却是我父亲徐文强，这一点明显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三是退地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1997年3月8日，而马海宏出具的买地合同的签订时间是1997年1月1日，也就是说，在我母亲被骗在退地协议上按手印之前六七十天，村委会就与马海宏签订了这块地的买卖合同，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四是村主任徐金理通过欺骗的手段让我母亲在协议书上按手印，《协议书》上我父亲的名字是村主任写的，我父亲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这个协议自然属于无效。
五，在欺骗我母亲按手印的《协议书》上盖的村委会的公章，与相隔两天后给另一位村民开出的向银行贷款的便函上的公章，在大小、字型上都明显不一致，明显是伪造的公章。我们要求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章进行鉴定，法官马东风要求我们出一万元鉴定费，我们出不起，中院就不给做鉴定。2005年11月，我申请陕西省高院对以上两个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省高院竟然用那份协议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上的“公章”进行对比鉴定，而不是以那份协议书上的“公章”与村委会在其它信函上盖的公章比对鉴别，从而得出了两枚公章相一致的鉴定结论，省高院弄虚作假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六，如果是我父亲自愿将土地交回村上，交地后村上又把土地补偿款给了谁了?村委会应该有个交代。
民法院判我们败诉。中院判决的依据是1997年3月8日我父亲徐文强在退地协议上签字真实有效。我们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省高院也认为“退地《协议书》”上我父亲的签字和村公章是真的。就是这么一份漏洞百出的协议，延安中院竟然予以采信并判原告胜诉，并且在我们到上级法院多年无数次申诉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
就这样，在村委会主要人员的欺诈和法院的违法判决下，我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可是这还没完，因为我们坚决抗争，村委会和镇区等当地政府就对我们家实施了野蛮的报复。
我因无生育能力，于2000年7月18日捡到一名弃婴，将这个女孩收养。2002年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两点，宝塔区政府主任高晶主使枣园乡纪检书记杨刘瑞，带着11个人和7辆车突然来到我家，以我当时未给抱养的女孩办理领养手续，违反了计划生育有关规定为由，将我家的部分汽车修理工具抢劫，并说要罚款5000元(后未罚)。事后经我再三到枣园镇政府询问，才得知这次打劫是区政府官员高景指使的。
2005年1月的一天，宝塔区区长来我村视察工作，村书记以我家的两间用于汽车修理的营业生活用房有碍观瞻为由，叫人抢劫了房内的物品，叫来铲车将这两间房子铲毁垫到公路上，使我家再次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经上级督促查处，时任宝塔区区长祁玉江包案处理我们反映的问题。区信访局人员骗我们到信访局谈话，局长杨海斌在他的办公地竟对我丈夫下毒手，掐住我丈夫喉咙险些窒息死亡，并威胁我们不许再上访，我们全家人精神再次受到严重伤害。
我至今户口还在莫家湾村，我还是莫家湾人，但村委会不给我莫家湾村民的待遇，全村土地卖掉后，其他村民都分到赔偿款，唯独不给我赔偿款。我又提起诉讼，宝塔区法院不给立案。为此，我多次到枣园镇、宝塔区政府、延安市信访局、省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就土地被骗取、待遇被剥夺、房屋被铲除等问题上访。没想到这些问题没解决，更大的灾难又在等着我。
2005年7月下旬，我在省城西安上访时遇到另外几位延安的上访者。8月1日下午6点多，下起大雨，我与这些延安的访民在中共陕西省委信访接待大厅里避雨，这时在大厅里避雨的还有很多来自省内各地的其他上访人。到了下班时间，一位信访接待员(后来我们得知名叫史可)大声叫各地来的上访人员离开大厅，有一位延安残疾上访者张志富在其妻子吴慧的搀扶下慢慢往起站，史可嫌站起来得慢了，上前推了一把，吴慧与史可发生口角并厮打起来，现场顿时大乱。这位残疾人夫妇被工作人员强行带走时，所有上访人都跟到省委大门口，喊着要求放人，我们几个延安访民也喊了几声。后来吴慧夫妇就被放出来，访民也都散了。没想到38天后，就因为这件事，延安刑警队的公安人员到了我家，骗我说市政府给我解决问题，将我带到宝塔区治安大队，接着关进看守所。
在省委发生的这件事被定为“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案”，指令由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和宝塔区人民法院接案处理，公诉人控告我的理由是：
一、根据监控录像认定我参与了对国家机关的冲击；
二、有一位武警作证说我咬伤了他的手；
三、省委西大门的偏门上有我留在上面的鞋印。
我的代理律师为我辩护的理由是：
一、监控录像只显示出我在事发现场，但不能显示我有冲击国家机关的具体行为。
二、证人指认我咬了他的证据不足，一是监控录像中没有这个咬人的细节；二是证人在并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却能说出我的名字，具有事后被人指使而做伪证的嫌疑；三是如果我确实咬了证人，当地公安机关为何没有在当时就拘捕我并进行调查取证？此事发生在中共陕西省委大门前，即便属实，构成刑事案件，按执法规定应由西安当地派出所当时处置，为什么在38天后，由延安公检法处置呢？
三、那个鞋印的高度有一点五米且是并排的，以我一点六米的身高是不可能将双脚踩到那个高度的。而且，我的鞋与此鞋印的大小、形状均不符。公诉人后来又改口说这个鞋印是吴慧留下的。
但是无论我的律师辩驳得如何有理有据，法庭就是不予采信，依然判我罪名成立。2006年1月17日，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四年，吴慧和另外十位访民也被定为此罪，判处一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此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我们多次申诉后仍然维持原判。
延安治安大队长高柏林在此案中秉承上级旨意，对我裁赃陷害，逼迫欺骗一起被拘捕的访民，承诺对我指证诬陷就放他们。这些被欺骗逼迫对我做伪证的上访者，后来也被集体判了刑。高柏林诬陷造假，为省委维稳出了力，由此立功升迁，现任看守所所长。
此案显然是中共陕西省委信访和保卫部门授意公检法，共同制造的一起冤案。从进入看守所到女子监狱，给我带脚镣手铐长达400个小时！我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头痛头晕等多种疾病，不给治疗，导致我生命垂危，送延安市医院抢救过程中，医生多次给我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经医院极力抢救，挽救了我的生命。在我抢救苏醒后，挂着氧气瓶情况下，看守人员仍然给我上着手铐脚镣，住院十七天，手腕脚踝被磨破感染，不给饭吃，极尽折磨。我病体未愈又添伤情，被拉到西安医院，办案人员贿赂、指使院方无视我病情伤情，谎称我身体检查正常，将我从医院送进监狱，我们家人承担治疗费用六万余元。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和残害，病情伤情恶化得不到医治，现留下残疾。
2008年我服刑期满，不断控告申诉，被控告的区、市政府和公检法机关于2009年散布谣言，说对我的冤案赔偿30余万，并说只是赔偿坐牢的，与土地被骗、房屋、财产遭抢劫损毁案无关。
2009年上级督查，宝塔区法院副院长王乔芳再次谎报上级，说我控告申诉的内容都在情理法理之外，说我是缠访户、上访老户，给宝塔区带来不稳定的影响，以图进一步迫害我。
2011年至今，我几乎都在北京上访，最高人民法院我去了无数次，周强院长接待过我。陕西高院说给我司法救助，我认为事情没有弄清，诈骗我们家口粮地及对我们报复、残害的人员没有受到查处，我不接受司法救助，继续上访、申诉，被多次拦访、截访、非法拘禁。2012年3月国家“两会”期间，我被枣园派出所非法拘禁25个小时多；2012年中共“十八大”期间，我被从北京截访回延安，关进枣园派出所14个小时。这几次拘留，都没有给我出具拘留手续。
2013年6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6月5日和10日，我没有任何违法或过激行动，两次在六部口附近被截住，送到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又被押送到马家楼“接济中心”。6月10日遭截访送到马家楼后，被陕西截访人员押回延安，于6月11日起，被延安市公安宝塔分局拘留10天。
2014年8月，我给中央巡视组寄发了伸冤材料，至今没有得到中央巡视组答复。
我这十多年是在什么情况下活过来的？作为一名弱女子，我在失去土地和遭受各种打击报复后持续上访至今已经十余年，其间不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还欠下累累外债，同时经受了牢狱之灾，使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上访、投诉。
我的要求如下：
1、依法撤销延安市中院（2004）延中民终字00247号《民事判决书》（2005）延中民监字第8号及（2005）陕民监字第418号《驳回再审申诉通知书》。
2、依法撤销延安市宝塔区法院（2006）宝刑初字第001号《刑事判决书》；（2006）延中刑终字第32号《刑事裁定书》宣告控告人徐塞塞无罪，并依法对我赔偿。
3、归还我们全家在册户籍合法口粮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赔偿当时耕地附着物遭毁的损失，给予我及家人村民同等待遇，补偿此后因征地所应有应得的每人八万元土地补偿款，每户主一套三产房。享有村民安置和生活保障待遇。
4.追究在两起案件中，伪造协议骗抢承包地、非法倒卖地、伪造签名、私刻公章的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追究在案件调查审理中弄虚作假制造假签名、假公章鉴定结论，哄骗威胁取证、采信伪证、枉法判决的宝塔区法院、延安中院、陕西高院法官的渎职刑事犯罪责任。对我及家人遭受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
6. 由侵权机关赔偿抢劫损毁的私有营业生活用房，退还被抢劫的财物，赔偿营业损失。
7. 支付我遭这些罪病情加重、生命垂危我们家人支付的抢救、医治费用。
8.对我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30万元。
控诉人 徐塞塞
2014年11月 25日控诉人 徐塞塞
（注：来稿照登，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