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阳被逮捕后，不断有人向我透露：谢阳律师将被重判10年以上。我非常恐惧，也一百个不愿意相信这种风言风语，但种种发生的事情，使我担忧。
谢阳律师代理过的案件中，最让人担忧的就是所谓的两个敏感案件：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徐纯合被枪击案（徐纯合家属的代理人）、湖南洪江托口水库移民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移民的代理人）。总有人说：何必代理和政府作对的案件，弄得自己左右不是人。但是：代理案件，是律师的本职，是谋生手段。律师这个职业，法律赋予的权利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事人是谁，哪种敏感程度的当事人，法律都赋予了他们聘请律师的权利。为何很多人都认为，谢阳代理这两个案件，是他被逮捕的重要因素？无论律师代理谁的案件，都是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工作，与当事人维护权利的对抗方没有丝毫的利益冲突。老百姓的认识是：谢阳代理的这两个案子得罪了政府，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最终被捕；谢阳得罪了政府部门，趁此机会，打压谢阳，重判谢阳。我不相信办案单位也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我相信：办案单位是英明的。
谢阳被捕后，有很多传言到我的耳里：谢阳得罪了湖南的公检法系统。2015年4月谢阳律师因为代理了几起所谓的敏感案件，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求他离开转所。在谢阳向长沙市司法局提出变更执业机构申请，长沙市司法局同意后上报湖南省司法厅时，司法厅撤回了谢阳的申请。谢阳因此而上诉长沙市司法局和湖南省司法厅。此案的结果是谢阳被同意转所。听人说：这个案子让司法部门输得心里很不顺畅。还有就是谢阳在法庭上为拆迁户争取权利，听说庭审过程双方言辞激烈，法官很不喜欢谢阳。大家都说，像他这种以法律来坚决维护自己和当事人权利的律师，是不被公检法喜欢的。如果因此而遭到报复，我真的替他担忧。我相信公检法这样的权利机关，是公事公办的，不会以公报私。
虽然办案单位说不会对谢阳采取酷刑，但我收到过短信，也有人和我描述：谢阳遭受酷刑。我曾连续几天凌晨2、3点收到某个人的电话和短信，急迫地想告诉我一些事实。那个人说：谢阳被吊起来打，打得嗷嗷惨叫、大声痛哭，受折磨后曾大声求救，被外面的人听到。半夜有某医院的急救车来抢救谢阳。某次谢阳在窗口呼救，被发现后被人一把推进去，立马把窗帘猛然拉好。我相信办案机关是不会采取酷刑的。有人说：也许是谢阳不认罪，但办案机关认为已经掌握证据，所以采用某些手段来明确一些可能的事情。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办案单位的话。可联想到听说谢阳将被重判的消息，我不禁担忧起来，后来见过一些曾经被抓的律师，他们几乎全部都有被酷刑的经历，只是程度差别而已，我于是我无法不相信谢阳遭到酷刑了。
我最近的一些遭遇，更加印证了我的担忧。4月4日，我在深圳罗湖口岸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我热爱我的祖国，不曾想有任何伤害国家的念头，可就是活生生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我想弄明白到底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此事起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可该院不收我的起诉材料。当律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时，最终还是不予受理。把我列为边控对象，是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将起诉材料退回。当我的律师就行政诉讼范围不包括边控一项时，法官说随便你怎么，我们就是这么处理的。我不免担忧起来：我的事本来是小事一桩，居然高院都不受理，那性质是多么严重啊！这不就是谢阳的案件引发出来的？那谢阳被重判10年，是否已经有些迹象了？
作为谢阳的妻子，在与办案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有某些预感。律师和家属从来就没有见过谢阳，总是以“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被拒绝会见。9个月来，我转交或邮寄过几十封信，谢阳的哥哥、律师都陆续写过一些信给他，可谢阳只写出来了两封给我的信，一封给律师的信。当我提出恢复通信权时，办案人员说谢阳不愿意写信。这是我不可理解的。谢阳爱家，爱孩子，每次出差总是要带点当地特产回家。谢阳更爱父母，隔几天总得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现在，居然离开我们9个多月而不愿意写信给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准备重判谢阳的传言，我担心得到印证。
有朋友认为：谢阳的影响力是此次逮捕的一大因素。我大笑：如此荒谬！谢阳豪爽，大方。外地的律师只要来湖南，都必得到他的宴请，所以结识一大批律师朋友和维权人士。正因为此，总是可以得到大批朋友的帮助。在谢阳诉湖南省司法厅一案中，全国各地来了三百多人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全是不请自来，帮助声援。谢阳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否也给当局带来压力？其实这是谢阳的性格使然，不拘小节、广结朋友，是他的性格。他就是享受朋友多带来的酒肉之欢的乐趣。我相信，谢阳绝对没有想过要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如果谢阳因此而重判，岂不大冤？
种种迹象表明：谢阳已经深深地卷进去了。我担心，在可大可小的定罪中，当局考虑谢阳代理的案件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得罪了公检法系统、以及谢阳的影响力等因素，而重判他10年！把我持续听到的传言变成事实！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