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叫袁芳芳，家住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2017年1月26日深夜，我和我丈夫趁监控我们的镇政府人员疏忽之机逃出我们租住的房子，辗转搭车在1月27日到了北京。已是农历大年三十，有关的各单位信访接待室已经休息，全国人民都全家团聚欢度春节，我们却举目无亲，只好到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栖身。整个春节长假，我们都是在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渡过的，气温在摄氏零下七八度，我们找了几块包装用的纸箱板搭了个小棚子，钻在里面避寒，饿了就在垃圾桶里找些丢弃的食品充饥。还有全国的一些访民也是这样。满街道汽车像流水的一样开过，火车站里高铁出出进进，旅客们穿着时髦鲜艳的服装，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川流不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些上访的难民。
2月4日是正月初八，各个信访接待室开始上班，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处递交了上访材料，接待人员答复说公检法机关接办的案子不归国家信访局管。中纪委信访接待人员也是这样答复我们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接访人员说已经转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他们继续督办。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叫我们找最高法院设在陕西的巡回法庭。我们说我们已经三次找过驻陕西的巡回法庭，巡回法庭不受理，我们才再次找最高法院的。最高法院接待人员仍坚持叫我们找陕西巡回法庭。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些单位的信访接待部门来回跑，被推来推去。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该到哪里投诉？哪里能给我们伸冤？这个国家就这么一个党，就这么一个政府，设了那么多的机构，有那么多的官员办事人员，发了那么多的文件，怎么就没有一个机构、一个人来查办我们的案子？我们的案子究竟属哪里管？
因为我上访，2014年，由富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富平县人民法院判决我犯扰乱社会秩序罪，服有期徒刑两年。我不服，上诉到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渭南中院维持原判，我进而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陕西高院驳回我的申诉，维持原判。
我们的家院多年无人收拾，加之遭人破坏，破烂不堪无法居住，2016年2月21日我出狱后，与我丈夫在铜川新区租了一间小房子居住，继续不断地上访。2016年10月，北京召开18届6中全会，我到北京上访，10月24日被从北京押回富平，又送回铜川家中。富平县梅家坪镇政府派人到铜川我们的住地，常年不间断地监控我们，多时有四五个人，少时有两个人。我们上访，首先要躲开这些人的监控。2017年1月中旬，陕西省召开“两会”，
1月12日凌晨我躲过镇政府人员的监控跑出来，到西安省“两会”住地，要向“两会”代表喊冤。像往年一样，各地的冤民、访民连省“两会”召开地的陕西宾馆的大门口都到不了，警察和各地、各级的截访人员比访民还多，在大门外三四百米的地方就层层封锁，查看过往人员，一发现上访人员，立刻叫当地截访人员抓走。我也在当天下午被抓回富平。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冤民 袁芳芳
2017年2月23日
附 以前的有关文章
我们一家被北京、陕西警方迫害的悲惨遭遇
我名叫袁芳芳，家住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我们家的邻居米小军的父母，在文化革命时参与将我公公家的成分由土改时划定的贫农补划为地主，文化革命结束后，经我公公等人的申诉，我们家的成分又核实定为贫农。对此，米小军怀恨在心，多次寻隙制造伤害我们家的事端。
米小军在2002年私自更换我家的电表，三天两头停我家的电；多次半夜三更用大锤砸倒我家的院墙；殴打我儿子和我们夫妇，将我丈夫打掉五颗牙齿，将我打得住院六个月；放水流进我们家院，淹了我们贮存的几千斤洋葱；2003年毁掉我们家的160多棵苹果树、柿子树；三次往我们家泼大粪，2004年正月二十四日，绑架走我儿子；2005年长期停我家的电，每月停二十七八天；拔了我家的玉米；2006年把蘸了煤油的拖把点着扔到我们家，放火烧掉我们家贮存的几千斤白菜；2009年趁我家没人时，挖了我家的房顶。……
对这些寻隙滋事，我多次报警、报案，有一次我背着我被打的血衣到派出所报案，梅家坪镇派出所不出警，不立案。2004年正月，米小军伙同他姐夫李耀昌在210国道上绑架走我儿子米茂德，我报案后，派出所不但不寻人捉拿罪犯，还伙同米小军等人非法背着我们父母，开办了我儿子的《临时身份证》，我儿子被绑架到宁夏干活。从此，我们夫妻五年多失去儿子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2007年，米小军伙同他姐夫李耀昌把我儿子米茂德绑架走，在北京福祥烤鸭做奴工。2008年12月，我儿子米茂德要求离开福祥烤鸭店，向该店老板杨晓燕讨要工资，杨晓燕拒不支付，米茂德与工友们同杨晓燕理论，被当地的岳各庄派出所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抓去，没有出具《拘留证》，非法关押75天，遭受百般殴打折磨，致使我儿子米茂德精神错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我得到消息后，2009年3月28日找到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查询，丰台区公安分局拒不接待更不回答我的询问，叫我“自己到安康医院去看”。我先后到北京安康医院一百多次，反复问医院：是谁把我儿子送进医院的？医院不回答。我要求出具病情鉴定书和病历，医院不给。我找北京丰台公安分局，提出这些问题，分局拒绝回答。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信访局反映这些问题，并没有任何过激言辞和行为，7月15日，富平县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把我非法监禁在北京市永定路西利小区10天。
7月29日，富平县公安局指派徐长智科长和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领十几人再次到北京，以我进京上访为由，给我一个妇女人家戴上背铐，一路多次拳打脚踢押回富平，抢走我的行李、皮包、上访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手机等，多次殴打戴背铐的我，把我关进富平县看守所，不给《拘留证》，非法关押11天。
我不服，8月11日到省城西安，向陕西省公安厅反映情况，索要《拘留证》，在我回富平的路上，又被县公安局科长徐长智带人抓到富平县，关进看守所，关押了6天，还是没有出具《拘留证》。
2010年4月29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谈我儿子被非法关押之事，又被富平县截访人员从久敬庄押解出来，关进黑监狱，毒打、折磨了五六天，头戴黑塑料袋，嘴巴被胶带封住，先后换过三个地点，最后被押回富平县，关押了11天，仍然不给我出具《拘留证》。
2010年5月30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看我儿子米茂德，医院说米茂德被富平县公安局带走了。富平县公安局具体哪一天带走了我儿子我不知道。在我们多次催问下，富平县公安局将我儿子米茂德交给我们。2015年，本村村民李建利状告我儿子米茂德放火烧了他家的汽车，富平县公安局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儿子米茂德送进富平县华竹精神病医院至今。
2011年3月，我再次到北京岳各庄派出所，提出我儿子被非法关押以致造成精神疾患的问题，派出所警察无言以对气急败坏，将我关押5天，其间对我使用老虎凳，带镣铐48小时，逼得我要服毒自杀未遂。释放我时，岳各庄派出所所长黄卫东指使陕西的三个截访人员扒去我的上衣，三四次进行人格侮辱。我这次被富平县公安人员押回富平后，遭到长期监控看押。
2011年7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人把我押回富平，我的衣服、行李、手机、现金等全部被丢弃在北京。敖文博深夜两点把我扔到县公安局门口，对我说：“把你娃专门关进精神病院治成精神病！你再找你娃，我用车把你轧成肉泥！你再去北京找你儿子，让你全家都死！”
2011年8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8月5日被富平县公安局人员抓住，随身携带的行李、钱、手机、上访材料等全部来不及携带，被硬拉扯上汽车从北京押回富平，关押在陶艺村宾馆和瑞辛宾馆共18天，遭到警方种种殴打迫害。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富揪住我的头发殴打，贾永奇掐我的脖子，致使我两次吐血，三次休克。我被逼得割腕自杀，经抢救脱离危险。警察抢走我身带的二百多元钱买烟抽。8月13日，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带领6个人，将我抬上警车，拉到山里要活埋我。因当时当地过往的行人较多，暴行未能得逞。8月21日，敖文博又叫黑社会人员威胁我，叫贾永奇和曹惠扭我的胳膊，多次把我打得休克，晚上叫我和男警察住在一个房间。
2011年11月16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上访，被送到久敬庄，富平的贾永奇叫三个人殴打我，把我的头发揪掉一大把，把我的脸、胳膊、脖子打得出血，再次把我关到永定路西利小区，又转到公主坟的一个地下室，共关押9天。
2011年12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访，29日晚，梅家坪派出所所长敖文博和曹惠、贾永奇把我押上车拉回富平，一路上不允许我上厕所，叫我几次尿在裤子里。曹惠还揪住我的头发逼我把他叫爷。
2012年1月8日，我被从北京押回富平，在瑞信宾馆被关押到20日，共12天。1月30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东风宾馆被关押9天。2月7日我被从北京抓回，至28日关在瑞辛宾馆22天。3月12日，我和我丈夫被从北京抓回富平，非法关押在瑞辛宾馆，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抢走，贾永奇把我打得休克。到3月30日，非法关押我们19天。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抢走，还对旁人说我是法轮功。4月11日，我和我丈夫再次被抓回富平关在老城宾馆，到27日共非法关押18天。
2012年5月8日，敖文博和朱满平在拘禁我们的北京宾馆房间里，抢走我丈夫的624元，不给我丈夫吃饭，非法关押了三天。5月18日我被押回富平，再次关到老城宾馆，派五个警察和四个特警看守，敖文博、朱满平多次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强迫我把不到二十岁的特警叫爷，敖文博用烟头在我身上烧，用车钥匙钻我的脚心。朱满平多次命令特警把我压在床上殴打。梅家坪镇政府人员贾永奇、派出所协警曹惠等人还多次在夜深人静时扭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野外，对我毒打，逼我承认我闯中南海、天安门。富平县公安局局长刘建伟不但不认真查处我反映的问题，反而多次到非法关押我的宾馆对我训诫，拿走我被打伤的照片，至今不还给我。刘建伟发狠地对我说：“袁芳芳，你上访得有名气了！我让你名利双得！”
2012年6月17日，富平县公安局伙同渭南市劳教委以我非法上访为由，决定对我劳教一年。《劳教决定书》所依据的三项“事实”均属无端捏造，尤其是为了捏造我到温家宝总理驻地上访的“事实”，竟然伪造《训诫书》，对我栽赃陷害。这次的《劳教决定书》不送达我本人和我的家属。我实际在劳教所被关押十三个月。
2016年3月11日，梅家坪派出所的田佐军在北京市东城区将我们老两口连打带骂；2016年7月19日，我在富平县公安局大厅里被打得昏迷了一个多小时。……
各位读者看到这里，请不要嫌我絮叨得繁杂琐碎。我和我一家人这十多年的遭遇，远比我在这篇文章里写的纷繁复杂悲惨痛苦！我们夫妇俩虽然是农民，户籍在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三组，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日子就是反复在富平、渭南、西安、北京上访，流落街头，在黑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度过的。谁愿意放着正常的日子不过，要走上访这条路呢？上访有什么过？有什么罪？我们的儿子讨要工钱反被非法关押，被折磨成精神病，做父母的能不讨个公道，不保护儿子吗？就是豁出我们这条老命，我也要找公安，找政府！我就不信，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为我儿子洗清冤屈，给我儿子治疗，解决我儿子的生活问题；撤销迫害我的渭劳教字（2012）第3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渭南市劳教委公开承认错误；赔偿我们家遭受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追究所有欺压迫害我们的公安和政府人员的刑事责任。
2016年8月4日
袁芳芳和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富平县拘禁
我是冤民袁芳芳的娘家哥哥袁解放。袁芳芳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她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访，被富平县公安局和梅家坪派出所的六七个人抓住。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骗袁芳芳两口儿说叫他们回富平，给他们解决问题。这样的把戏袁芳芳经过多次了，袁芳芳不信，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就把袁芳芳两口儿强行拉上车，前天押回富平，送到洪水乡派出所关押起来，没有出具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定手续。袁芳芳反抗，衣服都被派出所所长吴增明扯破了。今天下午袁芳芳两口儿闹着要回家，看管袁芳芳两口的几个小伙子就殴打袁芳芳。袁芳芳两口被抓和拘禁，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袁解放
2016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