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是一个深受中国维稳制度伤害的民间独立女性。2005年，我因为几张比较出格的相片成为所谓的网络红人，承受了多年网络语言暴力的杀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和社会的自由度都有所提升，当年我在互联网上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都已经不足为奇。
2008年我进入从事艾滋病防治宣传的NGO领域。一心所想的，都是如何能更好的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真正实现零感染的远大目标。我响应联合国艾滋病工作指南的方向，提倡改善性工作者的权利，并做了一系列倡导活动来减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在当年，我为性工作者权利呼吁的时候，承受了许多谩骂与攻击。可是在今天，人们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已经大大改善。我因为提倡性工作合法化，被警察多次谈话，甚至被旅游。可是，在几年之后的今天，性工作合法化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社会话题。事实证明，我的所作所为并非错误，只是走在了社会某些人思维的前列而已。
我做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社会活动人士，对于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的敏锐观察与前瞻视角。我的所言所行，都是基于对社会发展方向的确信而作出的反映。但是，我的言论经常不为政府所接受。在维稳工作人员的干涉下，我不得不离开NGO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
可是，在与维稳部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维稳中，存在暴力维稳与过度维稳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没有帮助社会维持稳定秩序，反而破坏了民权，增加了矛盾。
三年前，我因为在街头举牌，抗议校长性侵小学生。被维稳部门从广西驱逐出去，到了广东再次被驱逐。驱逐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住旅馆，不能在任何地方租房，我和十几岁的孩子连同家具被扔在荒山野外，成为一件震惊世界的，公权力侵犯民权的典型案例。艺术家艾未未将这个事件做成艺术作品在海外展出。
这个事件中，我有错吗？我只是个受害者！而谁应该为这些事件负担，我认为政府应该有所反思！有个说法。
经历了这么大的伤害之后，政府不仅没有任何说法，还继续让社区监控我的生活动态。维稳部门不允许我参加社会活动，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我还有年幼的孩子要抚养。我开网店，写文章，画画来养活孩子。
在这三年之中，也就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但是，最近我在宋庄又被当地政府驱逐。似乎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再一次重复上演。
我认为，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未必就是中央政府的指示。有可能是地方政府懒惰，盲目迎合上级而做出过度的反映。
许多人为我被驱逐的事情感到不解，“你什么事也没有干，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你！”
问题绝对不是出在我身上。
那么，问题就一定是出在政府工作人员身上。这两天，朋友圈各种被拘，被传唤铺天盖地，必然是因为两会维稳所作出的大动作，而我就是被运动式维稳所累及。我认为，这种可怕的维稳，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因此，我恳求各位地方代表，关注此类事件。政府维稳工作也应该有个度！至少不应该侵犯到公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公民的生存。
我离开了宋庄，到新的地方租房，刚签了合同，房东又毁约。如果一次一次这样，最后我就只能把家具和行李，放在马路边了。我并不希望事态这样发展。我还是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这个政府是有理性与判断的。
我只有一点明确的诉求，希望各位代表能带到会上：希望维稳工作，也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谁的决定，谁来承担后果。
感谢各位！
叶海燕
20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