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709事件的亲历者和辩护人，在709两周年快来临时，我竟然搜肠刮肚半天，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似乎要保持深山一样的寂静才能够涵括709的全部意义。
我首先牵挂的自然是我的当事人王宇律师及其家人，709之前，她在人权维护领域非常活跃，并且获得了非常多的美誉，被很多人称为“战神”，但709似乎就是要打破她这一“战神”的神话，于是，在2015年7月9日凌晨，一场震惊全世界的阴谋拉开了序幕，而王宇则成了那个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一群人深夜游荡在王宇北京的家门口，王宇当时一个人在家，她丈夫包龙军和儿子去了机场，当王宇感觉到门外的异样，并大声喝问是谁的时候，他们又缩回去不再作声，一个多小时后，当王宇正为包龙军及儿子包蒙蒙联系不上而焦急万分之时，屋内的灯突然熄了，网络也被切断，随后震耳的电钻声刺破沉沉的深夜，一两分钟的功夫，门锁被电钻整个卸下，并很快冲进一大群人把王宇按倒在床上，紧接着一副冰凉的手铐将王宇双手从背后铐上，她随后被戴上了黑头套并被强行塞进了一辆车上，被带到了一个至今不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在房间里的床铺上画了一个圈，王宇连续数十天整个人整天只能够盘腿坐在圈内，偶有犯规，迎来的不是责骂就是殴打。
其后近一个月时间，周世峰、李和平、谢燕益、谢阳、王全璋等人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几十人相继失去自由，而我本人也和全国各地近三百多位律师及维权人士相继被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并被威胁不得关注王宇和周世峰等律师和维权人士，幸运的是，更多的律师在克服最初的恐惧之后，勇敢地发出了不屈的声音，并不断有律师加入辩护律师的团队，随后展开了顽强的救援工作，虽然很多律师自始至终未能见到自己的当事人，虽然很多律师中途被警方违法宣布解聘，虽然无所不在的恐惧总是缠绕不去，虽然709辩护律师们的工作就如在709事件发生之初那样的黑夜中摸索，虽然709家属们靓丽的身影常常被深不可测的暗黑背景湮灭，但709律师及其辩护律师和家属们并未退却，始终坚守着等待黎明的到来，这一坚持换来了709这一座丰碑，成就了中国人权律师群体无比荣耀的光环。
709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每一步抗争都是滴血的历练，这历练仍然没有结束。王全璋律师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的安危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考验，江天勇吸取教训，希望以自己的坦然认罪换取警方的仁慈，但升级的犯罪指控再次证明任何的幻想都是徒劳，吴淦勇往无前，不屈地为709的尾声增加分量，还有周世峰、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王宇、包龙军、李和平、谢燕益、谢阳、张凯等一长串的名字，他们或被判处实刑，或被缓刑受到严厉管束，或被取保实际被软禁，……。
虽然国内律师界对人权律师的分类常有分歧，但把709的律师们冠以人权律师的称号才是真正的名至实归，他们的付出赋予了人权律师真正的内涵，他们面对强权的迫害展示了人权律师的风骨，正是因为有了709律师，才使得中国人权律师有了清晰的价值追求。
于是，人权律师的概貌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并使我幻想若干年后，中国再无人权律师，因为一旦人权律师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中国律师的普遍职业操守，则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成为人权律师，区别只在于这个律师是否幸运地碰到了一件捍卫人权的案件并尽职尽责地予以完成。
人权律师是公平正义价值的守护者，这一角色的成就来源于人权律师对公共事件的积极参与和对公共话题的积极引导。曾有人说，律师是公共事件的制造者，可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公共事件不需要律师制造，它本身就存在于社会当中，但律师可以参与到公共事件当中，并通过自己的执业活动，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执业经验，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共话题，或者更进一步，律师是公共话题的制造者，但不是公共事件的制造者。人权律师正是通过参与一个个的公共事件，引导公共话题，从而守护着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
人权律师在一定程度上是纠纷解决者，但严格来说，纠纷的最终解决应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独立运转的司法体系，而不应该仅仅是律师的功能，事实上，律师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当事人利益的维护者，人权律师同样离不开这一定位，在特定的环境下，律师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还必须制造一定的纠纷，从而在纠纷的处理过程中让当事人受损的权利得到弥补。
人权律师是当之无愧的人权捍卫者，律师权利的来源正在于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个体的这些基本权利得不到维护，律师权利同样不会受到尊重，但人权捍卫是全人类的责任，律师走在捍卫人权的前沿，是由于职业本身的便利形成的，就正如进入环保维权领域，同样需要有关环保的专家参与维权一样。
人权律师捍卫的更多是私权利，它必然会对公权有所警惕，事实上，大部分人权之所以受到迫害，都是因为公权滥用所致。709律师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人权律师，就在于他们在抗衡公权过程中无所畏惧的付出，并试图重新建构起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
人权律师应该成为政策倡导者和民主推进者。律师作为政策倡导者和民主推进者，已然进入了政治领域，他此时所体现的角色不仅仅只是一名律师，就正如很多社会活动家同时是记者、作家、学者、甚至仅只是一名普通的市民一样，不过是在不同场合进行的角色互换而已，但律师所信仰的法律和政治具有天然的联系，律师是天然的政治家，律师比较其它行业更容易对政治话题产生兴趣，并很自然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对政治的天然敏锐性，自然而然地参与公共政治活动。
中国的人权律师经历了发展壮大和角色转换的过程。709之前，更多律师避免对公共政治话题发声，或有意无意和政治话题保持距离，甚至在律师届出现了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细节化等声音，人权律师的最初形态源于死磕律师，死磕律师虽然大多不愿意触碰官方定义的所谓敏感政治案件，但却擅长于在中共的法庭上利用中共的法律勇敢抗争，并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那时还有一定的法律抗争空间，但十八大尤其是709后，中共大幅收缩这种所谓的“依法抗争”空间，取代的是暴力镇压和权力的治理，这反而让更多律师看清了依法治国的真面目，并开始思考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这时候，人权律师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在当局的抹黑和打压中逆势而起，反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参与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虽然人权律师的活动受到当局的严格限制，但当局的倒行逆施却在帮助这个群体收获更大的社会声誉。
中国人权律师未来的走向会验证这个国家的文明化程度。如果中国能够在很快时间内完成民主转型，一部分律师不可避免会走上职业政治家的道路，另一部分律师可能会继续留在律师届，但会走上更加专业化的道路，而且会有更多律师脱离人权捍卫领域，因为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度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权律师，只有不断制造人权灾难同时又保持一定社会开放性的国家才会盛产人权律师。
709两周年来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纪念，我始终相信，709律师所坚守的价值追求应该成为中国律师发展的坐标，那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律师应有的态度。
致敬王全璋律师，致敬江天勇律师，致敬吴淦先生，致敬许许多多以维护人权为己任的709律师和维权人士及其它的人权律师前辈们！
文东海
2017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