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扬
7月19日晚，广东十余名公民至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海边，按习俗祭奠刘晓波先生“头七”。香港有线电视台对该活动进行现场同步报道。7月22日凌晨，参与祭奠活动的卫小兵（网名十三亿）、何林在住处被警察带走，随后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同期被刑事拘留的还有佛山公民汪美菊（网名汐颜）、
李舒嘉、刘广晓。7月27日凌晨，8名警察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对香港有线电视台广州记者站进行搜查，并带走司机李肇强，该司机曾载有线记者去江门海边采访刘晓波祭奠活动，随后李肇强被江门警方刑事拘留于新会看守所。至此，共有6人因江门祭奠刘晓波“头七”活动被刑事拘留，其他参与者有多位失联，情况不明。
短短一月内，刘晓波先生被爆出肝癌及死亡，举世震惊。多年来，由于大陆当局封锁了涉及刘晓波先生的相关信息，使得公众对其无法了解。即便如此，民间关于刘晓波先生的讨论、声援、纪念活动仍然屡禁不绝。近来，当局陆续对涉及刘晓波的各类言论及行动进行打压，约谈、警告、行政拘留等手段层出不穷。但广东警方动用严厉的刑事手段打压祭奠者，在全国尚属首例，其性质尤其恶劣、荒诞。
江门警方声称这些参与者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民间则戏称这是新出炉的“祭奠罪”。据知情者称，7月19日晚的刘晓波头七祭奠活动，是在江门市崖门镇海边一个无人、寂静的区域进行，祭奠过程肃穆、安宁，无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广东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祭奠者，使得法律再次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罪名进行政治打压，在近年大陆当局对民间的扫荡中已不鲜见。2016年广东当局便曾以此罪重判乌坎9村民、打压多名劳工NGO人士。
从中共近年的打压模式来看，当局善于利用膨胀的刑罚权来进行社会控制，滥用扰乱公共秩序类罪名是其经常依仗的工具。在“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管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涉及环境保护、土地拆迁、劳工权益等领域的集体诉求表达，遭到当局以公共秩序类罪为名进行打压。从当局对于异见人士、政治抗争的打压案例中，可以发现：在对涉及多人的集体行动，尤其是街头举牌、集体抗争时，当局越来越多的使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予以构陷。如“新公民运动”的众多参与者被冠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香港占中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公共秩序类的罪名的使用也引来多方讨论和争议。而在大陆，当局的政治化打压常常通过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类罪名来实施，具体来说，涉及集体抗争的事件往往是通过社会秩序类罪名施行打击。从历史上看，公共秩序类罪名的动态、变化，是衡量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状态的一个“浮标”。
刑法以剥夺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刑事法律的实施应该谦抑、稳定。政府为了实施社会管控，而滥用刑法化的手段，不仅仅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消耗了司法资源，破坏了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江门祭奠刘晓波头七案中，祭奠亡者乃人之常情，整个过程肃穆、平和，基于人道、风俗、情感，并不涉及具体政治诉求。广东警方的肆意抓捕行为，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是严重破坏法治的行为。如果现代社会中，祭奠亡者头七是犯罪行为，那么我们所处社会环境与“腹诽罪”的时代又有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