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7年9月22日，本网获悉：今天下午14：46分许，广州南沙金洲派出所金洲派出所8人到劳工维权活动家孟晗家里，把孟晗带走了。
劳工维权活动家孟晗第二次获刑一年九个月，2017年9月2日才刚刚刑满释放。这次被抓，疑与他出狱后在微博上发表《狱中札记》有关。
对孟晗先生的境况，本网将持续关注。
附：孟晗简介（来源：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
孟晗（CPPC编号：00352），湖北省人，早期曾先后任职湖北省宜昌长江航务管理局职工、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员，原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前员工，劳工公益人、维权领袖，中国曾押维权人士。
2010年，曾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当保安期间，组织过保安员向院方争取福利；
2013年，曾在广州中医医院护工和保安联合维权事件中充当过员工首席谈判代表；
2013年8月19日，曾因与11名保安员参与维权行动而被广州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并于2014年4月被以同罪名判刑数月；
获释后，其继续投入劳工维权活动；2015年12月3日，再次被广州警方传唤、抄家，同年12月5日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
2016年1月8日，被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
2016年11月3日，被广州市番禺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
虽不服提起上诉，但2017年9月2日已获刑满释放；
出狱前撰写有《狱中札记》。
此前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附：孟晗：狱中札记 （摘自“工人孟晗微博”）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54070125412677&jumpfrom=weiboco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监狱生活的节奏让人慢了下来，恢复自我，思考问题。
确实有问题需要思考……
如此重要的时间就如此结束，甚至我的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今天我独自承受着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几乎是独自承受。因为关于这个事件，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说句实话，我不堪重负，很难承受如此之大的压力，非常渴望和别人谈谈。
鉴于的环境让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记下自己的思绪。现在我将这些记述加以整理，这也算是我这几年的经历。
一九九七年随着国企改革我下岗了，离开了我工作了十七年的企业，并且买断了工龄。当时，境况困难，只能选择四处打工，来承担家庭经济责任这一重负。
几经转折，我来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保安，我非常钟爱这份工作。在我带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不久，医院解雇了所有的护理工人。甚至不曾想到，我们保安工人也有合同问题：同工不同酬、加班费和年休假也有问题。更离谱的是，我们在广州市工作，社保居然买的是清远的。我们多次问领导反映情况，他们竟不闻不问、长期拖延。在此无奈的境地之下，随之而来我们医院护理工人，担架工人和保安工人联合发起了历时九十天的罢工，而我被一人一票选举成为工人集体维权的首席谈判代表。与此同时，风暴也从各个方面向我袭来。
也许，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2013年夏天，轰动一时的“广中医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不过，我相信，维权的工人想起那场集体罢工行动，一定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那个夏天，天气格外炎热，我们七次到省总工会求助，多次去省政府上访，他们总是无休止的拖延、推诿，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工人集体开始与资方官僚处于强硬的对立状态。虽然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可我们没有放弃，即便期间超过80名工友被带去派出所作笔录，一百多名工人仍然坚持罢工。资方官僚每次都答应解决，然而从未实现诺言。
将近三个月的坚持与抗争，资方官僚低下了他们高昂的头，工人集体维权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庆祝晚会上，工友们——大家都默默无语的看着，有的人眼中饱含热泪，而他们都是我们工人的维权英雄。然而保安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最后工人的不满终于爆发了。继续维权的我们保安爬上门诊大楼前玻璃挡雨板要求医院出面协商解决劳资纠纷，为此我们十二名保安工人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我也因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精神负担过重而感到精疲力竭，精力都已耗尽。
九个月的牢狱之灾没有打垮我，也打不垮我。2014年5月18日，我走出看守所，受到了很多人的迎接，他们都是我最喜欢、最亲近的人，还有我最敬重的工人代表。
也许，是惯有的激情，抗争的意志，使我不再犹豫。
2014年7月份我做出了自己出狱后的最重要的选择——加入服务部团队，成为一名专职的、服务工人的NGO工作人员。而后，根据工作需要，我介入了利得鞋厂工人集体的劳资纠纷。
8月17日服务部工作会议决定，接受利得工人的请求，服务部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参与帮助工人的工作，我也有幸以实习生的身份投入到这场工人集体维权的工作之中。
2015年1月，我正式成为服务部的一员。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甚至在这几个月艰辛和紧张的工作中，我们已成为志同道合者。每到周末，我们会在外面举行类似野餐的聚会，组织各种主题活动。我们尽量不谈政治，只谈工人的话题，偶尔也谈起家庭、爱情。总之，我们坦诚地相互交流，都乐意地叙述自己的想法、感慨。
这是长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轻快的、激情的乐观情绪。我想，实际上，我根本不需要像从前那样“犬代牛耕”，东奔西跑，到处碰壁了，没有过去重负的累赘。这是一支优秀而专业的团队，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一切以工人的利益为重”。
利得工人在工人代表组织下，先后发起了两次罢工，通过罢工，利得工人集体维权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很久以来，饱受侵权剥削之苦的工人，从未有过如此积极的情绪，而它却由一群工人代表给激发出来，这个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工人代表定期地、几乎每周都要碰头。即便他们加班、加点，都会用QQ、微信与我交流，我也会真诚地说出我的看法，并支持工人代表集体做出的决定。确实，工人维权热情高涨，主张权利意识普遍提高。但是，情况仍然远非一切都像现在所描述的那么乐观、那么令人振奋，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人代表全体大会”之后。
到了2015年1月20日，利得资方并没有履行此前协商订立的劳资集体协议。由于资方的失信，使整个工人集体开始绝望和愤怒。而此时工人主张权利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位工人的日常生活里。我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正如我们所倡议的，工人主张权利意识一旦决心，平等对话的劳资集体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无论如何，不能欺骗、推诿、失信工人！
同时，政府部门的拖延、推诿，警方的不当介入，也成了激化劳资矛盾的催化剂。利得五名工人谈判代表在警方威逼利诱下的反常表现，使得利得工人集体维权举步维艰——他们私下与警方接触，收受警察的好处，违反了工人代表的职责规定；又不能及时向工人集体通报谈判进展。毫无疑问，他们最初的热情和责任，已经在各种压力下丧失尽，偏离了整个集体利益。
在其他工人代表知道这些情况后，一片哗然，维权形势也变得十分复杂。警方依然采用的惯用伎俩——恐吓、利诱、分化、镇压，似乎已经感受到分化瓦解的策略即将成功的甜蜜滋味，彷佛工人集体已经被掌控之中，镇压唾手可得。
2015年4月19日，这一天，对于利得工人集体，这是真正的考验。所有利得工人主张权利的那股热情、勇气和智慧，正像当时《工人简报》所说那样，激情澎湃而富有智慧。服务部和工人代表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经过反复商议，决定4月19日召开“第三次工人全体大会”解决目前工人集体维权中的问题。
虽然，警方的分化瓦解被工人识破之后，但利得工人再次团结起来。
大会上，我就利得工人集体的劳资问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就利得资方的失信和五名工人代表的失责问题，讲明了我的看法和观点。也表明了我不允许任何人危害工人集体利益的态度。说实话，当时我觉得必须采取有效的、强硬的、果断的措施了。会议在进行罢免和更换工人谈判代表时，发生了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事，很多全副武装的警方冲进会场，驱赶工人，并将我带走。更没想到的是，居然所有工人到派出所抗议并要求释放我，他们非常勇敢和执着，这种难能可贵的正气凌然，深深感动我。
第三次工人代表全体大会虽然中途受阻，但是当时大家都充满希望。我更是如此！会后工人集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警方的不当介入下的粗暴行为激怒下与资方的失信共同作用下，利得工人集体拉开了第三次罢工的序幕，这个时候的工人无所畏惧—
—为了防止资方转移生产数据和工厂设备，几百工人发动了连续六天五夜的护厂行动。他们非常清楚，要想权益不受侵犯，尊严不被践踏，面对无为官僚和强资本，工人只能自己团结起来抗争。无畏的利得工人维权胜利了！我一直在思考：是警方的粗暴行为导致了工人的这次罢工？还是资方的傲慢和官僚的拖延、推诿导致了工人的再次大罢工？
现在重新回到那个时期，我相当清楚地认识到这场工人罢工的原因。而警方也一蹴而就的找到了他们所谓的原因，正如我前面提到，他们再次粗暴地、堂而皇之的利用权力，惩罚了帮助、支持利得工人的服务部所有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我。
2015年12月3日我因利得工人集体罢工事件，被监视居住。
2015年12月5日下午，被刑事拘留羁押到看守所。
2016年1月8日，被正式逮捕。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看守所。对我而言，对这里极其高压下的生活并不陌生。确实，在这里一年多的日子里，我的生活很不轻松。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提审了多少次，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面对他们的面孔，我不想听他们总说：“你认罪吧”。他们好像对我做了宣判，他们认为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因此我的头痛严重加剧，身体越来越虚弱，所有的不适症状都有。
受审过程中，我听警察说：在所谓工人的证词中有一个共性：利得工人集体维权行动中，我是主导者，指挥者；并且每次工人活动都有我参与。是的，这是事实，我确实全程参与了工人的维权活动。此前罢工警察的多次警告都无法抑制我的激昂情绪、强劲的心境和赢得这场维权行动的胜利愿望。而且，我是第一次作为NGO工作人员参与帮助这么多的工人活动，每天能够和许多工人见面、交谈，并且能近距离的见证他们的团结、勇气和进步。有人曾告诫我：“不要太投入、太较真”。但是，我也拿自己没有办法…..这种强劲的、积极的热情对我的生命没有坏的影响，只有无穷的帮助。
不可理喻的事情则在于，工人权益受到侵害，而无意解决问题的政府官员却像以前一样，认为主要责任属于服务部和服务部工作人员。
在这之前，国内也多次发生工人集体罢工事件，相关部门通过哄、骗的方式解决了大多数纠纷，每次都能马马虎虎地缓和这种矛盾。但事实上，历来的劳资矛盾并未到此解决。利得工人的罢工，这已经完全是另一程度的维权方式。我知道，他们很不愿制造刑事案件追诉绝望工人的沉重判例，故而在事发期间，才有了政府、资方和工人的劳资集体谈判。
应当说，地方政府对利得工人罢工后的反应还算及时，特别是及时启动了劳资集体谈判的程序解决了工人的诉求，这与利得工人集体罢工的成功，这与利得几千工人的权益得以维护息息相关。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公积金”的问题上是荒谬的。不过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相关职能部门几乎处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
顺便说一下，在利得工人集体第二次罢工之后，当地警方在分化工人上做出了快速反应，除了对我们进行传讯之外，他们邀请工人代表吃饭、喝酒、认亲、交友。想出各种借口拉近与工人代表的距离。这一事实也间接证明了利得工人的举动对相关部门的震撼很大。
大家都清楚，利得工人罢工维权胜利之后，服务部及服务部工作人员成为了标靶、政府的众矢之的。确实，这样既解决了工人的问题，也彰显了相关部门推卸责任的龌龊行径。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一种情况：相关部门在维稳思维的主导下，我们NGO和NGO工作人员的境遇又该如何？因为指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奇迹，让政府改观对我们的看法简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所以，我在监狱里面领悟了这一切。
但是，不管是“广中医工人集体罢工”，还是“利得工人集体罢工”，还是其他的拖欠工人工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将会持续。强力的镇压，不会改善这些矛盾，只会令其愈演愈烈。如果不通过正确且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样的劳动关系仍然充满混乱、充满矛盾。
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坚信我们推动的劳资集体谈判是正确的。如果这样的行为都有罪，我宁愿再次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帮助工人解决问题！
2015年4月，在发生利得工人集体罢工的日子里，我个人觉得，NGO介入到无序的工人维权活动，宣传劳动法规知识，协助工人建立有序的组织结构，是积极有效的。现在应当回顾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老老实实的回顾，不需要回避那些日子里所犯的错误，不要在乎伴随着这些回忆的心痛。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NGO”这几个字母用在我们服务部的时候，必定带有一定的色彩。然而我们NGO工作人员与犯罪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反而与政府部门职能缺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这一点引起了社会对我们的关注，也正是这一点促使媒体、学者也包括工人在观察我们的工作。事实上，NGO对政府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症结只在于这种影响采用了什么方式，我认为服务部应工人需求，介入利得工人劳资纠纷的工作是积极的、向上的、推动社会进步的。
许多年来，地方政府毫无顾虑地按照一切为了GDP，一切为了政绩，一切为了稳定的思路发展经济，他们难道没有发现劳资矛盾在加剧，甚至没有想到，没有注意到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工人、打工的农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吗？这个群体我非常熟悉，我自己就是一名下岗工人。
“高楼背后又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就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
相对以往那些无组织的极端维权方式，此次通过工人组织的维权形式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进步。利得工人集体维权的成功，正式因为这一点。我知道，这个集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不稳定，可能会遭遇各种风暴，但是必须有这个过程，必须将沉睡中的工人唤醒，只要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着想，主张和维护自身权益，度过难关、坚持抗争、相信工人组织、依靠集体力量，就能够取得胜利。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勇气，更相信他们有取得胜利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弄明白，在他们这个集体里，青年工人的热情和老年工人对自身的目标的意识和意见是如何结合成一致的？难道是我们的建议起到了绝妙的互补作用？回过头来看，还真是这样。当时，我们为工人准备了几份谈判方案和各种建议。例如，确实社保必须补缴，公积金、加班费可以做一些让步。他们都采用了这些建议。这样的例子也许不胜枚举。
现在我绝对相信，在这几年，劳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工人忧心忡忡，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肆意侵袭剥削，加上政府职能部门不作、相互推诿，以及工会组织官僚化，法律程序的繁冗与漫长，导致工人投诉无门、走投无路。而正是这些原因，促使服务部这样的NGO机构应运而生与服务转型。也正是这个时候，“服务工人、一切以工人利益为重的工作理念根植于我心。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遗忘工人无序的维权抗争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无序无组织的维权抗争中，许多工人失去了自由、健康、甚至生命。正因为如此，服务部介入利得工人维权过程中尝试引导他们建立工人组织，为有序维权打下基础。难道这样的行为成为我们违法的构成要件？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审视这场罢工，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这个时代，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工人罢工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再重复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工人是为能够体面劳动而罢工，为劳动者尊严而罢工。这样的罢工细节在媒体、网络上有过报导，实际上，也是同官僚资本作抗争的英勇行为，它绝对不同于对抗政府的行为。我以为，所有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想以“刑事犯罪”将我们的工作钉在耻辱柱上的媒体舆论，我也不想去弄清楚。我只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权益普遍受到侵害，用什么有效方法维护工人权益，这才是我想做的事。
如果我们组织、引导帮助工人维护合法权益是刑事犯罪，那么我总想问：动用警力压制或镇压NGO正常工作，司法机构在法条之外对NGO滥施刑法的事实是不是刑事犯罪呢？
在监狱的日子里，我有时间考虑问题。
回想到与利得工人第一次见面的感受，于是，一切又立即重新振奋起来。
当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和同事们引导工人通过选举组成的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领导集体。之后，他们四处奔走于其他工人见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严格说来，这些活动充满朝气，乐观愉快。其中没有任何强制、逼迫、恐吓的成分，只是建议参与到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还有一个举措——播放成功维权案例，让普普通通的工人走上讲台，讲述他们的维权经历和对主张权利的看法。现在，深知难以想象一切重来，但这一举措多么富有成效。
补充说明一点，利得工人维权胜利后，我们努力把他们维权活动期间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最优秀的做法收集起来，组织工人宣讲团到其他地方宣讲。正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新的工作方法，最终也让其他工人收益。引导工人通过媒体的巨大辐射力、影响力来彻底改变工人在这场维权博弈中的被动和弱势地位之策略——绝不仅仅意味着切入点的不同、维权方式运用的区别，实际上，这是新生代工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
正是这些新的工作方法，它将工人维权活动从吶喊式的“悬崖绝壁”拉回到了程序正轨，它改变了以往工人“单打独斗”式讨薪维权的紊乱、无序状况。将事实置于阳光下，以集体性的吁求姿态面对资方、面对政府、面对媒体，这不仅是一种决心、信心和力量的展示，还是一种维权意识的提高，也是一种工人集体智慧的表现。
这个事件快过去二年多了，当我再回首利得事件这个话题时，不得不承认，我的内心非常沉重。许久以来——实际上从广中医工人维权事件之后——我还是一名工人的时候，一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时让我想到了广中医工人维权时的一个女工人代表，她默默地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获得很多表彰和奖励。被医院解雇时没有社保和医保，维权取得阶段性胜利时，她的双腿已经疼痛的站不起来了，最后拿着医院二万元人道主义救助金离开时，我难受得几乎失声痛哭，这件事让我感触极深，令人感到沉重的呼吸。
然而，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之后，我还是觉得把我在这些事件中的过程，思想动机和感受说出来。老实说，这种感觉有点可怕。要知道，人们都是直接地、实时地接受某些事情，在现实的情景中他们会体验到高兴，不安，愤怒或者痛苦。可我知道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正好按照某种已知的感觉呈现。这种感觉不能使我快乐，相反，只会感到沉重。
不难想象，工人主张权利的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门也早已关闭。经济发展到今天，工人没有罢工权或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工人连结社的权利都没有，在这个强资本的时代，工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够为了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让这样的势态发展。为了结束这样的局面，工人需要组织起来，需要成立自己的工会，需要罢工的权利！通过所谓法制和行政手段压制工人和NGO，这样的话，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说出了这些感觉和看法之后如释重负，虽然，利得工人集体罢工事件成为了我这次犯罪的事实。这个案件同以往一样，通过权力部门事先协调，提前定调，完成了司法程序。
当下，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了我的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审判，这种司法不公更动摇了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然而，检察院对我的起诉，法院对我的判决却迎合了外部权力的需要，成为了地方利益的守护者，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工人阶层！
这只是真正的工人阶层悲剧的一个方面，是令每个工人感到不安的方面。但是，我作为一名老工人，我所担心的还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如此恶化下去，会导致整个劳动关系的不稳定。直到今天，在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建设中仍然有大量工人权益被侵害，毋庸置疑，政府部门应该担负起责任。
对于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维权律师，以及关注劳工权益的社会各界人士，我作为一名老工人只能表示深深的敬仰。在工人权益的保障和维护中，他们的行为可能并不引人注目，可他们却做出了非常多的实际工作，正是他们才使工人有了主张权利的决心和勇气。
在我看来，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正确，这是毋庸置疑的。
利得工人罢工事件一直伴随着我的拘禁生涯。
我清楚的记得，审讯室里他们是怎样与我对话的：某些警察随意认定我有罪，并要求我诋毁服务部其他同事以求得从轻处罚。顺便提一句，正是从这一波浊浪中我看清了他们滥用职权的嘴脸。这个实际上是对普通、诚实的我们进行压迫的体系已经超出了刑事案件的范围。
一切已经变得像是一场迫害。
我记得，当时我沉默了许久，目光一直盯着他们。思绪沉重而痛苦。他们一拨一拨的不分白天黑夜的讯问，在笔录上反复修饰，迫使我签字。这让我感到震惊——多少个月了，多少次了，他们非常希望能获得诋毁他人的材料。
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说服自己：他们虽然没有穿警服，可他们也是警察啊——在我的工作中总是遇到他们。我还记得，在利得工人罢工之后，他们的调查工作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已经明白，这样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可还是……
为了营造他们办案的气氛，他们不停地让我认罪。直到现在，他们一直都是这副腔调。
我一直努力地摆脱这种令人憋闷，难以忍受，充满邪恶的气氛。对我们的惩戒程序是“法律化”的。实际上从一开始对我们就已经宣判，他们利用权力的利剑明目张胆地走完所有所谓的法律程序。
一次次这样的宣判，也改变不了我的初衷。
工人维权同警察对立——这是我的痛处。不，不是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痛处！因此，就其原因来说，利得工人罢工，只是这个时代工人的一个缩影，因为他们代表所有工人的困境与利益。
所有人都明白，在这个国家，工人才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他们没有地位、权力、资源。他们只能团结起来，抵御资政侵害的剥削。如果政府连这样的方式都不能接受，对于那些渴望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生活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昂贵了。
我甚至不想动笔写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按照他的意志来违反我做人的原则。
我要走出监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无论怎样，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
对于我一个普通人来说，两次入狱犹如晴天霹雳。而你们都十分清楚，当下，工人权益普遍受到侵害，欠薪讨薪层出不穷，不少工人甚至因此丧失了生命。
丧失了主动性的职能部门心急如焚地寻找各种解决方法，可是奇迹没有发生，我们的入狱就是“最好的方法”。
长期监禁，使我的身体严重不适，不间断的治疗，让我虚弱不堪。而真正让人感到不快和痛苦的是与亲人分离：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单独去度过假，从来没有把我们共同的生活分成过两半……
她给了我多少精神和物质上的力量，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一切。没有她，我任何时候——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五年的时候——都经受不住那些风雨：没有她，我早就撑不住了。现在，当她的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却还得分出许多精力来关心和支持我。
她是个少有的真诚而乐观的人。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承受着我因工作带来的悲剧。她花费了很多心血去关心那些年老失业的农民工人，帮助他们重新就业。我想，如果大家都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许多人会以她为榜样，积极投身进关心这些大龄失业工人的事业里。大家能体会得到，而且很喜欢她。
这就是我的私事，我私人空间的她。当我听到某媒体对我们案件报导中，提到我的私事时，我无法描述当时的感受。也许旁人看来这只是个道德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它纯属私人的事，对于这一点，我有非常强烈的愤怒。
然而，这个报导像根刺便在我体内扎下根。任何有关她的言论都会触动我的内心，都会刺痛我。对于我来说，她不仅是我亲人、女友、知己，更是我个人记忆中的一份责任。
监狱的夜晚每秒钟变得越来越沉重，怎样才能迫使自己入睡？无论怎样，我们普通人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二零一六年十月末的时候，我所承受的精神负担非常大，同事们被开庭宣判，我另案处理，开庭时间一再延期。他们（警方）有意识的一直把同事们庭审录像放给我看。那一天我十分难熬。突然感觉我自己再也负担不起了，同时另一种坚持自己的原则，弄明真相的责任压迫着我。我感觉再也支持不住了，即将崩溃……
现在，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刻，我会有什么感觉呢？不是羞愧，也不是愤怒，而是另外一种感觉。我又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那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不安，紧张和沉重。
接下来到了最为滑稽的一天。十一月三日，对我的开庭审判和之前预演的一样顺利结束了。一切都让人生厌，一切都让我无奈，让人觉得有辱自尊。突然间我明白了：对于这出戏，无论我怎样演都不重要了，都会认为我是个蹩脚的演员。
我明白了最主要一点：在这个事件中只要有我这个个体存在，无论我怎样努力，多么坚强，结局只能是一个。
尽管他们变相的威胁，尽管他们也有承诺。但如果工人需要，我会一如既往的去帮助他们，尽管我可能再次面临这样的结局。
……每当我与所有“罪犯”坐在饭厅的时候，我都显得若有所思，内心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感情。时而感到了一种失落。虽然在此之前，宣判之后我也有过这种感觉。但我不愿相信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几年来，日复一日，工人维权工作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占据着我的大脑，只要我想起那些维权的工友们，那些经历很快就会让我血液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多。正因为这些经历，伴随着我记忆的心痛，这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失落的情绪之中。
我感到了孤寂，甚至有些烦闷，但是很不愿意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他人。
难道是这事件让我坐立不安？那还怎么生活？
我开始思考。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确应该找回这些年我所失去的一切：自我剖析和思索的能力。除此之外，我要对我的理念和信心负责，我也会对我的工作和行为负责。尽管通往理想的路途可能是曲折和漫长的，毕竟我们已经启程。
是的，这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的人生方向。
这就是《狱中札记》——我的经历和我的感受，我的各种各样的观察，印象，感情和观点。
我想，我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这些感觉，而是独自在监狱中思忖。我应该如实地把我所经历的，所感受的一切写下来——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或那样做。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今后我会是什么样？
我感到自己在爬珠穆朗玛峰，今天的我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把自己所有力量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人权益的维护上，在整个过程中我倾注了全力。
如果说我还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些什么的话，我就会建议：“你们去问问当下的工人和打工的农民吧！”
而我还要继续完成未尽的工作。
孟晗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三次修稿于监狱
后记：
思绪依然裹挟着昨日风雨，惊涛裂岸般一阵阵扑打着我的心扉。
过去的都没有过去，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含泪带血的列车，巨大的惯性作用不是哪个人的善良愿望可以改变的，改变和创造历史需要不断的注入新的动力，当然，我们还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思维。不容置疑，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令世界惊异的巨变。在这个巨变过程中，工人，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各阶级的民众普遍受惠的改革时期已无可挽回的结束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新生代工人权益普遍受侵。就算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也不能消解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我们亟待和期盼，即便在市场化的今天，法律可以真正的发挥作用。这个解决过程会伴随阵痛，既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工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更需要我们共同的，创造性的智慧。历史证明，广大工人集体充满智慧……
孟晗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写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