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牧青律师因被司法行政拟吊照的影响，于2018年1月27日下午给我来电要我接手办理此案。我因近期心力憔悴，称想休息一段时间。后黄琦妈来电称是隋律及四川朋友的极力推荐，希望我代理此案。我告我很忙，没时间代理此案。第二天黄妈又来电告此案已起诉到法院了，黄在看守所的身体状况她一点也不知道，很着急！希望我尽快来成都见黄琦一面。我则要她到附近找一位律师。第三天（2018年1月30日）上午黄妈又来电催我到成都见黄琦。我因2018年2月7日上午揭阳一信仰案要开庭，便答：7号晚上飞成都。订好机票后，揭阳法院突然来电告改期开庭。我便将机票改签为3号下午飞成都。
2018年2月5日清晨5:30随黄妈等人租车从成都至绵阳看守所会见黄琦。告知黄琦隋律拟吊照由我接替之事后，黄除向隋致歉、致谢外，还向关心他的朋友致谢！黄告：其身体状况还是如以前一样俘肿，只是没以前那么厉害了，最近2个月其身体检查：肾功肌酐指数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257、187、180。入看守所至今只拿到了家里送的钱800元，还有14000元警方扣着没给他，母亲送的两床新被子，只收到了一床。
下午到绵阳中院拟复制黄琦案卷材料。向经办法官周立青递交法律手续并要求阅卷。因我的钢笔丢了，周非常“客气”地送我一支笔，并称此案是国家机密案要签保密协议。我说没问题。周又说他们通过检察院复制后再将光碟给我。我说我不一定要光碟，我可以拍照，我晚上还要飞广州。周说你事先又没预约，不是你说要复制就马上给你复制，并约第二天下午13:30来复制。心里暗忖：拍照与给光碟不都一样吗？何况拍照即走人于他们不更省事吗？凭我多年的经验，其中必有蹊跷！为了不影响明天能顺利拿到光碟及破解该蹊跷，我隐着性子不与周理论！
第二天（2月6日）上午再去绵看会见黄琦，下午准时（13:30）到周办公室。周要我签保密协议，我即签。后，周将案卷材料搬到茶几上让我看（一边等光碟）。黄琦妈也和我坐在茶几边。周法官明明看到黄妈坐在我旁边，也不提醒要她走开。我出于对党国的无限忠诚和保守国家秘密的高度政治敏感，同时也是出于自保，怕早已准备好的摄像头逮过正着！我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黄妈已85岁了，非法律专业人士），即要黄妈坐到别处！
为了破解这个蹊跷（只给光碟不让拍照），我便将光碟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电脑进行核对，发现光碟中有一卷标明为“起诉意见书（一审公诉案件）”，心想“起诉意见书”是应入法律文书卷，怎么会单独成一卷呢？这样就更加引起了我的警觉——便对案卷中的每一卷进行核对。当核对到光碟标明“第6卷”时发现与之对应的纸质证据卷（封面标明“证据卷六”）不一致。我便问周法官：这是怎么回事？周告：此卷是国家绝密卷，律师只能看，不能复制，也不能摘抄，要我找四川保密局。此类案子我已办多了，我是不会按其预设的节奏跳舞的！！于是我就平静地说：“你给我的光碟能不能任意删除其中的内容？”。周答：“该光碟是不能删除里面的内容。”，我说：“这样就好，不要说是我自己删了，到时说不清。”，接着仍平静地说：“此案不让律师复制全部案卷材料，肯定是要搞到最高院的，我不会跟你争吵！既然签了保密协议，难道还有绝密、机密之分吗？况且封面上盖的印戳也是机密。”说完甩手就离开了周的办公室。
特别说明：
1、我签的“保密协议”（而不是单方的承诺书）顾名思义，应该是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但周只让我签了一份即拿走了。因我无意于要将案卷材料向外泄露，故无论其条款如何的严苛，我都能接受，同时也是对公权利的信用，所以该协议我没细看，也未索要一份。
2、光碟中的每一页都刻有“刘正清14401200110810581”的水印。在此要特别预先声明：提供方亦有存底，若外界出现此类字样的资料，我会配合有关当局的调查，但我处不是唯一的源头！！特预先提醒当局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3、光碟“遗漏”的又不让律师复制的那卷材料，我不会按周法官预设的节奏去找四川保密局，况且保密重地在何处我既找不着，出于自保我也不会去打听！！！我会通过司法行政、律协维权机构，乃至最高院寻求救济！鉴于此信息四川当局定会收集到，为此，特借此形式向四川当局告知！
最近，因年关了，很忙。未能及时通报，特向关心黄琦的亲友致歉！！
黄琦的辩护律师：刘正清
2018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