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王英龙书记,陈嘉川校长:
我是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刘书庆老师，2018年4月19日，任民副校长和人事处处长、保卫处处长向我传达给我的调岗通知，我们学院的院长和书记也在场，指责我屡屡发表不当言论，且违反请假制度。其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形同遭一闷棍，刹那的被羞辱感也让我头脑短路。看任副校长的意思，这属于单方通牒，当时我只是简单辩驳了两句，然后任副校长一句“那，今天就这样吧”等同给我下了逐客令。然后我被院长领到他办公室，对我劝慰一番。
任副校长特意强调调岗并不属于处罚，还说如果继续发表不当言论，后续可能给我真正处罚。
感谢学校领导的宽厚仁慈，没有直接将我一踢了之。
尽管没有打着处罚的旗号，但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照顾了下我的面子而已，话语虽然客气，但却是对我一次无情地打击。
当天晚上，我夜不能寐，而且直到现在，亦无法释然。思来想去，觉得学校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这不公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没有给我申辩的机会，这不符合正当程序。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当对一个人做出处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对其具以做出处罚的事实和理由，听取一下相对人的辩解，这一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最基本的权利，对任何性质的处罚都应当一体适用的，而不应该做出决定后单方通牒。
回到对我的指控，说我违反请假制度，实属欲加之罪。尽管每个人对学校规章制度的理解有出入，但基本的共识还是有的。高校教师无须坐班，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教师有在中国自由行走的权利。所以，关于这点处罚依据，我不想过多解释。我只想对19大和两会期间去武汉稍做说明，当时实在有不得已之苦衷，并非有意为之，我曾坦率对文保支队的李支队长说过，对19大，我既无意借势亦无意杯葛。两次去武汉，咱们学校和文保支队都派领导全程跟随，客观上确实给学校添了麻烦，这我承认，也让我颇感内疚，但这不是我的本意，而且我一再向学校保证，我理解学校在这个当口的紧张，我保证会依法行事，不会给学校惹任何麻烦，而且我是往南方走，不是往京畿重地，完全不必跟随。但领导说这是制度，学校虽然相信我个人但还得派人跟随。事实上，我也信守了承诺。两次去武汉，都是办完事即回，而且比平时更为低调。
所以，说我违反请假制度，并不成立。
真正的处罚依据是说我发表不当言论，且屡教不改。关于这点指控，首先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即何谓不当言论，同时也涉及两个事实判断问题，一我有没有发表过不当言论，二是否存在领导约谈后拒不改正的事实。
关于何谓不当言论问题，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我不会理念宣示性地以言论自由的大词来为自己辩护，我承认我们都生活在当下国情中，但是即便如此，总得给人一定说话的空间，从职业上来说，我是老师，但身份上我也是一个公民。公民对政府进行批评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我对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都抱有深沉的感情，我希望每个国民都生活的更体面，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环境都变得更好，更适合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存，这是我最朴素的想法。但我也现实地看待国家出现的问题之种种，出于自己半体制内的身份，我总会下意识的力戒偏激和激进，当然这也恰好与我保守主义的理念暗合。
更一般地说，批评说明对政府有期待，正所谓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批评政府是爱国最深刻的表现，当面对社会不公，当面对公权滥用和失职，人们设若只是选择逃离，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一种真正的溃败。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在这里我不是故意跟领导唱高调，每一次批评我都经历了自我审查，总试图拿捏批评的分寸，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从微观上来批评质疑，希望它改正。这么多年一直如此，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既然党和政府说会从网络听取民意，那么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社会进步大合唱的某个音符，一个进步浪潮的某朵浪花，有我没我，从统计学上也许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我总是以如果每个人都采取搭便车消极等待的态度，则合唱和浪潮都将不复存在来鞭策自己。
公民让渡权利组成政府，委托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但国家属于我们全体国民，从契约意义上我们也责无旁贷。
而且自从我做律师以来，基本上实务的文章居多，这从我新的微博发表的东西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个案信息发布平台。在微信朋友圈虽然偶有批评质疑讽刺，但心态一直是建设性的，正如我上面所说，而且我的朋友圈好友很少，在里面贴点东西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聊作排遣而已。
他们（当然我知道他们是谁）跟学校说我发表不当言论，要求学校处分我，显然在监控我的微信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对学校所有同事都设置了屏蔽，自然他们不清楚我朋友圈内容），尽管朋友圈本来属于私密空间，但对此我不会假装外国友人惊诧莫名，这是一种当下的生态，我们都已经习惯，
我只管小心翼翼但光明正大，我会为自己说过的每句话负责。
就我个人来说，我心态是开放的，不会因为自己秉持保守主义理念，不会为了掩饰自己的胆怯和恐惧而去论断别人更勇敢的选择，所谓求仁得仁。但具体到我个人的行为和言论，我认为自己心态是建设性的，对政府的批评质疑讽刺，都没有脱离督促制度改进的范畴。
所以，我不认为我发表过不当言论。
当然学院书记多次找我聊天给我提示风险这是事实，就在对我处罚前一周，还和系主任一起跟我聊了一次，提示我不要再发敏感言论。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有意识减少了在朋友圈发帖数量，而且我的自我审查也与学院书记多次对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有关，他们说我一意孤行不听领导劝告似乎也并不属实。
学校仅仅以泛泛的不当言论来处分我，既不公平，对自己的员工也是不负责任的。
诚如我上面所说，我并无发表什么不当言论。与学院领导和文保支队的沟通也一直是顺畅的。当然关于何谓不当言论，我也承认基于职业、利益、三观、认知水平等会有所差异。但起码学校应该要求他们举出证据，我到底说了哪些不当言论，否则就是一笔糊涂帐。举出证据，既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所必须，也是惩前毖后防止再犯应有之义。
允许的言论尺度如果变得更小了，也应该给处罚相对人明说，好让其心里有数，而且这种泛泛的指控，也让相对人无法申辩。这就如同公权力给一个人贴上“坏人”的标签，却没有说明这个人做了哪些坏事。作为学校，是我的工作单位，对我既负有管理的权力，同样也负有保护的职责，他们指控我发表不当言论且屡教不改，学校是否应该向他们索要证据？是否应该向自己拟被处罚的职工出示？
在教学中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无不当行为.
02年我自华中农大研究生毕业后，就来到咱们学校，至今快16个年头了。第一学期就独立承担了《无机及分析化学》的教学，此后又承担了《现代分离与分析技术》、《波谱分析》、《仪器分析》等主干课的教学，《仪器分析》更是连续教了多年，有两年曾代理过全校10个班的教学，上述课程教学成绩都还不错；《药剂学》更是从招收制药专业学生开始，一直担任，至今已经送出14届毕业生。在同事进修或者怀孕时，我还临时代理过《制药分离工程》、《药物分析》。除了上述理论课教学，也带了大量实验课,实习课、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环节的课程。
我就像一块普通的砖头,在学校需要我的时候都顶了上去,并且都顺利完成了任务,我不敢说自己教的有多好,但都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这既可以从学生评教中看出,也可以从学生的考研情况看出。我教的课程,在他们考研时,成绩没有给他们拖后腿，每年制药学生的考研率都在学院名列前茅,且不乏985高校。当然考研主要是学生自身努力,但起码有老师部分功劳吧。
我本人还担任过几年班主任,其中2003级制药一班还获得省级优秀班集体.
当然后来随着博士生的陆续到来，很多课我主动让贤，且并无任何怨怼的情绪。
在完成自己学院课程之余,06年通过司考之后,还受文法学院邀请,承担了法学专业的教学,上过《国际经济法》,《仲裁法》,《刑事案例分析》和《司法文书写作》的课程,其中《国际经济法》也是一位老师怀孕后安排我临时补位,这门课很抽象,我也是边学边讲,讲的很吃力，讲的效果虽然一般，但也勉力完成了任务。
直到我代理许志永博士的案件,突然不再允许给法学专业讲课,然后顺理成章注销了我的律师证，同样我也知道是“他们”给学校施加了压力。
今天他们又故技重施，给学校施压剥夺我的教学资格。甚至我手头的课都要求立即停止，暂时找不到老师接手，甚至不惜暂停两周的课程。学校配合他们这样做，对我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
在您们看来，调岗不算处罚，但于我来说，它不仅是处罚，而且是极严重的处罚，在给我降低工资和调岗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终身讲师我亦不觉得难为情。因为教学岗不需要坐班但实验岗需要，所以它是工作模式的改变，当然更是一种个人尊严的丧失，尽管打心底我没觉得实验岗低人一等，尽管我承认实验岗评职称更容易一些，尽管领导或许真有为我参评职称考虑的初衷在。但我并不接受这份好意。在我看来，除非在入职时就应聘的实验岗，除非教学岗老师基于个人意志主动选择调岗，除非教学岗老师因个人原因造成过严重的教学事故，其他我都认为这是学校实质性违约。
不惑之年回首过往，十六年来兢兢业业，外人看来也不过是半生蹉跎一事无成，终究难逃成为一枚可以被随意置换的螺丝钉，想想少年时的我，也算意气风发，如今被人羞辱，实在让我羞愤难当。
少年的我，初中就读于丁庙联中，这所中学集中了温店镇北部16个村子的学生，三年来我都是全年级第一，我也是这所学校历史上唯一被高中截留的学生，凭此是否可以有点骄傲？
少年的我，高中就读于阳信一中，当时是全县唯一的高中，第一学期文理分科，我全县成绩第13名，95年全县本科生文理加起来考取不足50人，我也忝列其中，凭此是否可以有点骄傲？
我完全自学通过司法考试，凭此是否可以有点骄傲？
我虽不才，但把个人尊严看得很重。而今学校以单方通牒的方式将我羞辱，让我在同事面前丢尽脸面，又如何不让我愤懑难平？
所以，我希望学校本着对自己教师负责的精神，查清所谓我发表不当言论的事实，以《教师法》为依据，公平对待我，收回成命，允许我重回讲台。
此致
刘书庆
201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