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我乘坐轮椅由我老伴儿推着，从西安步行两千四百多里到北京上访，用了24天。途中只有两三次，有好心的私家车车主让我们两口搭车，送了我们几十里。沿途经过陕西的大荔、下峪口、山西的河津、河北石家庄等地，饿了、渴了就乞讨，靠好心人接济，晚上就睡在桥底下、公园里、廊檐下。在这期间我的轮椅坏了两次，有好心人帮我们修好，还换过两次轮胎。这次到了北京后，我们找到中南海，要向国家领导人诉冤，被警察送到了久敬庄“接济中心”，再次被蓝田县辋川镇人员接回蓝田县。二十多天行程连续坐轮椅，我的臀部压烂了，在蓝田县医院住院治了两个月。
我乘轮椅由老伴儿推着步行到北京上访，为什么不搭汽车、火车？主要是为了防止购买火车票汽车票被当地政府发现截回。我到西安、北京上访，多次被辋川乡政府人员截回。
2016年9月4日，我们到北京上访，被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蓝田县政府信访局人员雇雇了一帮打手把我们架上一辆面包车，照着我们头脸狠打，把我老伴儿一颗牙打掉了，满口是血。把我们囚禁在车里17个小时。县信访人员说：“彭德怀都被冤死了，你算个屁！”他们把我们拉到西安灞桥的一个加油站跟前，拖下车继续殴打，有过往的市民拍照，政府人员和打手开车跑了。
2016年10月23日晚，蓝田县辋川镇书记王旭叫来十多个打手，在北京永定门将我们两口拉上车，抢走我的手机和全部证件、上访材料，对我一个高位截瘫的老人踢踹踩踏殴打，我身上多处受伤，西安唐都医院拍片检查我背部有淤血，支撑的钢板都被打弯了，需要手术医治。但我们没有钱，只能忍受伤痛的折磨。
为躲避截访，我们不敢买到北京的火车票，买到其它地方的车票，仍躲不掉政府的堵截。2018年3月，我们买了到保定的火车票，3月7日，辋川镇的镇长带了十多个人没收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和火车票，把我们拉上一辆面包车，镇政府干部段明等二人抱住我的胳膊人，另一人用胶带在我的口上缠了七八层，不让我呼喊。接着用警棍猛打我的头，打得我头部起了几个血包。我要求到医院，他们谎称已经打电话叫医生了，把我们两口拉到秦岭山下一家停产的工厂里，囚禁了两天两夜。驻村干部张养民对我们说：“现在就是这么黑，冤案多得是。谁会管你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第三天，我头痛的厉害，我妻子把我用轮椅推到红星大坪看伤，张养民把我的轮椅砸坏。3月9日下午，把我们拉到汤峪镇一个农家乐囚禁，把前后门都锁了，四个镇干部昼夜看守我们，不让我们出房门。
有一次我们到北京上访，为防止在西安买火车票上车被发现，我们在渭南上火车，还是被政府发现，副乡长带人开着车在渭南把我们两口截住，押回蓝田。
因为上访，我们被政府人员关到农家乐或农民家五次，少则三天，多则七天。辋川乡政法委书记王旭有一次对我说：“不老实？把你抿死，跟抿死个蚂蚁一样！”副乡长有一次还砸坏了我的轮椅。2019年1月，我要见在西安的中央巡视组官员，警察在中央巡视组接待来访的陕西省信访局大楼外设下铁围栏，不让我进入，把我连推带拉，最后四个人每人扯着我的一条胳膊、腿，把我扯抬到不远处一辆警车里，送到省政府旁边的派出所门口，把我抬下车就不管了。
还有一次，蓝田县城关派出所把我送到了拘留所，拘留所看我这个高位截瘫的情况不收我。
我为什么要上访呢？我名叫宋志永，是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三合村一组农民。
2014年6月，我受包工头程崇宁雇佣，到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郭家村二组给村民李天社家盖房。6月14日中午，已到吃午饭的时间，房主李天社说他下午有事，叫我们再干一会儿，我当时正在7.3米高的墙上砌墙。吊车司机师日展边打手机边操纵吊车，他又看不见二层工作面上的情况，也没有人在工作面上指挥吊车，结果师日展吊起的一个混凝土挑头从我身后撞上我，我从墙上掉到地面上，当场昏迷。
工头程崇宁、吊车司机师日展把我送到附近的田王职工医院，因伤势重，又转到唐都医院。医院诊断：胸10椎体压缩性骨折；胸9椎体脱落；闭合性胸部损伤；创伤性湿肺、血胸；多发肋骨骨折；头皮裂伤。胸部以下高位截瘫，终生需要他人护理。工头程崇宁、吊车司机师日展总共给了7万元，再就不支付了。我住院到21天，因无钱医治，还没脱离昏迷状态就被迫出院。出院至今四年多了，无论是工头程崇宁还是吊车司机师日展、房主李天社再没有给我们支付一分钱。
2014年7月，我起诉到灞桥区人民法院，灞桥法院判工头程崇宁给我支付多项费用71万元。我不服判决，认为认定的案情与事实不符，判决不当。因为一，吊车司机和房主也有责任。司机在工作时打手机，且调运挑头时无人指挥。房主叫我们延长工作时间，结果出了事故。二，给我的赔偿金额太低。71万元，连我的治疗费都不够，我和我老伴今后的生活怎么维持？我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安中院维持灞桥法院的判决，我和我老伴儿气得在西安中院的院子里睡了三天四夜，要找院长。法官刘晓渭说：“你狗咬石狮子，啃不动！”
出院至今四年多了，无论是工头程崇宁还是吊车司机师日展、房主李天社再没有给我们支付一分钱。我的医疗和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有一次我老伴儿把我用轮椅推到吊车司机师日展家叫解决困难，师日展叫来18个人打我和我老伴儿。2015年5月的一次，我们老两口再次找师日展，师日展叫来辋川派出所副所长高辉，开着车与高辉把我们老两口拉到灞桥法院，叫我们“告去”，把我们扔在法院门口不管了，开着车扬长而去。
我不断地上访，在轮椅上由我老伴儿推着我，从灞桥区政府、党委逐级上访到北京，西安市政府、市委就不必说了，到陕西省政府、中共陕西省委上访有二十多次，到北京上访过11次。有几次上访不能回到住处，就露宿在街旁。
为了上访、打官司方便，我们在西安灞桥附近租房住，靠老伴儿捡废品、照顾我生活。我高位截瘫，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成，老伴儿六十岁的人了，为照看我也不能找事做。后来镇政府给我们办了低保，我们老两口每月有600元。四年多来，光我医治的的费用就花了63万多元了，欠下的这笔巨债怎么还？今后的治疗费怎么解决？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案子作出过第二次判决，仍然判工头程崇宁一人对此案负责，对我的各项赔偿增加到91万元。我仍然不服此判决，认为工头、房主、吊车司机都有责任；赔偿额太低。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一个腐败的案例，叫我找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解决，陕西高院现在还没有表态。我还不断地乘着轮椅，由我老伴儿推着在上访、诉讼的路上奔波。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三合村一组农民 宋志永
2019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