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公开消息表明，武汉的疫情在2019年12月8日就已出现。但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部门还以“传播谣言”为由，对8名公开消息的市民进行“严肃处理”。1月12日至17日，是湖北省人大开会时间，其间没有新增病例通报。1月19日，武汉举行了四万人参加的集体餐会。1月21日，湖北省委举行春节联欢会，歌舞升平。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这一简单的时间线梳理，已足以表明当地省市两级党政官员，是何等的颟顸与无能。
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可见当局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严密与蛮横。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这是因为：
（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
（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
（3）由于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
（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
（3）由于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在网上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又像以往一样，让上层官员来对下层官员打几板子，是不可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的。比如，湖北省因要开人大会议而不如实公开疫情，我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在全国两会期间，难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锁负面消息，以便营造一种上下祥和的假象吗？
中国的现行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在前现代政体下，一个国家必然会分成两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者；一群是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而前一群人竟会真正关心和在乎后一群人的死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即使是在现代政体下，人们也不是“依靠”政府来保护和服务自己，而是“利用”政府来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
也就是说，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体国民共同表达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宪法），来创设必要的政府机构，并委托部分国民行使政府权力，同时又用宪法持续而严密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就不是和其他国民泾渭分明的统治者，而只是由国民选任出来，在一定任期内履行公共职责的受托者，并应始终受到国民的监督和控制。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只是全体国民实行自我治理的中介和手段。
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武汉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但政府会采取及时而高效的行动，而且媒体、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从各方面为应对危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此次疫情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只是问责几名地方官员这么简单，而是必须要将政治转型提上全社会的议事日程。
所谓政治转型，就是将既有的前现代政体，转变为现代政体；具体来说，就是用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意志，且包含个人权利优先、政治竞争、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等现代政治原则的真宪法，取代现行的只体现单个政党意志，且完全不符合现代政治原则的假宪法。
这也是我一直要倡导“国民制宪、和平转型”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