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派出所对着我的笔录核对，签字按完手印之后，一位警察小哥开车送我回家，我打开手机，看到大家在说，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苦笑着，看着窗外的夜空，自我下午进来时，已经8小时过去。而我被带到派出所的直接原因，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权益墙”（即本号）为李文亮医生写的传在内的近期关于武汉疫情的所有文章。
世事维艰，近期每天我都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前天晚上读了徐友渔先生1980年发表的《罗素认识论》，梳理了罗素在分析哲学中所做的数理逻辑贡献，如获至宝，分享到朋友圈，兴奋的彻夜未眠，过了中午，我竟不自觉睡去了。连续的敲门声吵醒了我，我询问来者的身份，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来了解情况，我大概清楚，是昨晚找完参与讨论史记这篇文章的师妹后来找我了，我打开手机，发现师妹发来不少消息，也有许多未接电话，其现居地警察带她到所里询问，指出权益墙最近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存在问题，要引导她重回正轨。我在权益墙的讨论群中告诉大家，警察来找我了，现在上车去派出所去。
上车之前，俩警察老的那位，询问起我的工作与学历，我回答律师实习，学历是西政本科，英国还有一本科一研究生学历，他说，高材生呀，高材生怎么网络发言还不谨慎？我问他，您说的是我哪条发言？他说他没看过，只是上面告诉他而已。我没有搭话，用手机发出第一条朋友圈，告诉大家，我被警察带走。作为普通公民，公开是我唯一留存证据自我保护的方式。刚发完，旁边的年轻警察对我说，手机收起来，现在别用。我说限制我的通讯自由，这是在拘传我吗？他说没有拘传你，只是请你配合工作，我说你工作得配合法律啊，老警察来说我作为所长亲自来接你，你还要我怎么配合？
到派出所后，他们要我等人来，我便在大厅坐着，环境很像我过去常被喊去的西政保卫处，淡黄色大理石地面，洁白的四壁印有红色标语。我发了第二条朋友圈，并联系我值得托付的好朋友，麻烦他截图转发我的朋友圈，以防我手机被检查而强制删除。所幸，我在被约谈期间，没有被收取手机，我爸妈担心我的安危，我发微信告诉他们在录笔录，我爸回我：“这回话不是你回的吧”。于是我拨通视频来电，我给警察递过去，他们也聊了一会儿。
我很难跟各位读者描述，大学期间至今，经历了三位数以上的各式各样的约谈之后，我是如何成为在约谈中游刃有余、口若悬河的状态。我想，我的经历并不能代表约谈的这一普遍体验，这次约谈8小时，3分之二甚至4分之3的时间，是我在说话。我有朋友，3年前在学校被约谈后，战战兢兢，自此不敢发声。我比他好点，话敢说法敢普理敢讲，但这种唇枪舌剑于我而言，伤害很深。我常自黑，因为自己解构自己，自己嘲弄自己，才能反求诸己，获得些许免于恐惧的自由。
A景观出现了，棕色皮夹克，休闲裤，口罩也戴了脱了线，谈话时他跟我说，今天凌晨5点，我读书未眠的时刻，他在高速路口检查疫情。想想，我俩这缺乏睡眠的状态，我未吃饭的状态下，咱聊了8小时，实属不易。我后来感慨，咱俩这螺丝钉，再如何不同，皆为疫情当前的公民，为了所谓治安秩序，互相磨着我是否爱国与否，何以至此？他未置可否。
他具备基本的逻辑，整个谈话过程，虽立场不同，但至少有的聊。聊了一半的时候，一派出所警察进来告诉我，这是
国宝大队的景观。要我别做诋毁国家的事情。我说我批判时事不等于反对国家，这位警察说那你也没夸国家，我说你朋友圈拿给我看一下，我看你有没有夸国家？他眼睛瞪大了瞧着我，走了。
我们进的是一间调解室，他没有收取我的手机，我大概明白了我的处境尚未到讯问室的境地，有些释然，但又自觉悲哀。我因为给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们立传，呼吁保护言论自由，但文章推送后自陷其中。
A景观给我看了景观证，客气地请我坐下，并麻烦同事给我倒杯热水，我午睡醒后正缺这杯水，我很感谢。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爱国吗”
我回答：“爱啊。”
他问我父母家庭背景，问我家里有没有因为拆迁、套路贷等原因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我疑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违法犯罪，就事论事即可，缘何要知道我父母的情况？我直言我是做刑辩律师实习的，询问、讯问笔录见过不少，没见过这种类似于60年前调查家庭出身的。他说，了解这些，是想了解我的背景，好与我沟通。
我要求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起因何事。但是他跟我所经历的历次约谈相同，先聊起了国家大势，于是我知道这将是场漫长的交流了，我知道我要面对的。
于是他提反腐倡廉，我提依法治国，他提大局意识，我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提舆论的不良影响，我提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政府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他提社会和谐团结，我提十九大之后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他提正能量要注意慎重发布负面信息，我立刻否认这种提法，不能将负面信息等同于负能量。
一来一回，他举例，我也举例。没有争吵。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而这共识，则后来落实为我的个人声明。
而至于对于涉事文章本身，他的观感是这些文章总是批判，看不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他自然是认为需要我这样的人，但他认为，我应该全面看问题。我说，政府积极作用，自有宣传部门来做，我作为公民，可以选择自己为这个社会说什么话。他说这样的视角总会片面，我说面面俱到的大局意识是要求公权力，而非要求私权，我选择成为批判公权力的公民。
我当时想起那句流传的话，当尖锐的批评声不被允许，不够卖力的赞扬或许也成为了错误。
他得知我留学英国2年的经历后，还特意问了很多问题。可惜我是个从小读中国历史读到大的人，留英两年，逃课不少，读的中国历史却越来越多。
8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历史问题、时政问题。坦白讲，这场对谈中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强制的是我得来被约谈。
这是殊为滑稽的一件事，5年学习法律，3个法学文凭，但我现在成为一个需要被约谈写声明自己坚决守法的公民，只因为这个公众号的一些文章。聊到大概19点左右，他带我去办公室制作笔录，我感慨这种约谈的荒诞，坦白说要写下来这次约谈的细节。他说，这次约谈，没有法律效力，只是找我了解情况，了解我是否爱国，是否拥护政府，没有要求我做什么。我说那我从被景观带来到现在，我没有权利拒绝这一过程，你们来找我，我就必须得向你们交代我是爱国的，这也是我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吗？他问我，你写出来，是想表达不满，你不要对我们有偏见。我们不是聊的挺好吗
我说，是你们对我的偏见，我一普通公民被带来了解情况，侵犯我的休息权利和个人时间，来找我约谈。
李文亮医生被训诫，是否也是如此的逻辑呢？
A景观在笔录里核实参与权益墙的师弟师妹个人信息（是核实，他已掌握），被我立刻回绝。我最后签名捺印的笔录版本里，所有表述均为权益墙作为李宇琛的自媒体，文章均为我一人负责撰写、编辑、审定、发布。
他说我有担当，我看着他说，我得依法。
我西政的师弟师妹问我，师兄，我们会有事吗？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文章能有事，不是我们出了事，而是他们出了事。
请诸位原谅，现在是2月7日凌晨4点36分，40小时未眠，我撑不下去得休息了，还有很多很多内容很多很多，我没有来及写。上面写的也很乱，但我向来实名写作，所言皆是实名的言词证据。
我为何赶着熬夜写下上述信息，因为今天白天大概率还是要找我约谈，应该是另外的人来。如果现在不写出来，可能今天之后，我就没办法公开写文章了。
如果还能写，我一定会完善写好的。其实，关于李文亮医生们的境遇，我还有3篇文章，一篇谈的是谣言的法律、传播学、社会学性质，一篇谈的是表扬李文亮，一篇是关于训诫李文亮医生的举报信。三篇皆初稿既成，还未定稿。希望我还有机会发布。
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离世，他说，健康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他在群里提醒了周边亲友。我想，我对他最好的悼念，是我继续做公民，继续做权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