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按：2020年2月24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刚才来电告知：我对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长时间不确认我是陈建芳的辩护人身份侵害了辩护权利的控告，因法院至今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我的辩护人身份，故无法确认我是陈建芳的辩护律师，因而不予受理。
控告人：张磊，北京市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3910707905
被控告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陈建芳案合议庭全部成员；法官马燕燕为成员之一
控告事项：侵害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
事实与理由：
2019年10月10日，控告人持陈建芳签字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处，联系为陈建芳辩护事宜，窗口工作人员查询电脑后告知陈建芳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9年9月3日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法官为马燕燕，同时告知提交委托手续得联系承办法官本人办理。
控告人于是通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电话总机联系马燕燕法官，先是其书记员接听的电话，书记员询问控告人是否法律援助的律师，控告人答不是并自报了律师事务所名字，此时，马燕燕法官接过了电话，马法官在电话里听闻控告人是陈建芳的辩护律师后，问是谁委托的，控告人告知所持委托书为陈建芳本人签字，马法官继续问陈建芳本人是如何签字的，控告人告知是陈建芳在被抓捕之前预留在亲友处，其被抓捕后由其亲友转交律师，马法官问控告人陈建芳本人在被抓捕之前签字的委托书有效吗？控告人答：显然有效，因陈建芳本人所签字的委托书显然是一份附条件生效的委托文书，其被抓捕即条件成就，委托书即产生法律效力。马法官表示法院需要研究一下再确定这样的委托书是否有效。同时，马法官委派其书记员周玲下到接待处取走了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附有本律师电话）、律师证复印件。
此后，控告人多次电话联系马燕燕法官，均无法找到马燕燕法官，多次联系书记员周玲，周玲多次告知控告人的辩护资格问题合议庭尚未有结论，控告人多次请周玲书记员转告马燕燕法官请尽快确定，以便向辩护律师送达起诉书、安排辩护律师阅卷等，周玲书记员每次都承诺将控告人的要求转达承办法官。
2019年12月份，另外一位律师持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为陈建芳辩护事宜，其所遇基本与控告人相似，即以需要研究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的效力为由不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
而直到今日，控告人在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委托手续已经三个多月时间过去之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既不确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也不告知已经否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
控告人认为，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各种打压的人权捍卫者，陈建芳预感自己有可能被以某种罪名刑事追诉，因此提前写下委托律师辩护的委托书，当然是有效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确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其实法院根本就没有权力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进而不向控告人提供起诉书、不安排控告人阅卷，并且导致辩护律师无法会见陈建芳，已经严重侵害了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也严重侵害了控告人作为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宪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第十四条规定“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请注意，“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是被刑事指控的人应当得到的“最低限度的保证”，而持有陈建芳自己签字的委托书的本控告人，正是陈建芳“自己选择的律师”。
特此控告，请依法监督。
此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控告人：张磊律师
二O二O年一月十七日
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