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
二、危机暴露的中国国家能力的严重衰减
三、无限集权与信息社会自然秩序的根本冲突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权，才能实现命运自主
五、政治转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历史联盟
六、作为公民我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今夜义人逝矣，今夜悼者难眠！
就在今夜，武汉疫情八大吹哨人一李文亮医生不幸身亡。他曾因其接诊亲历察知疫情，出于良知和责任率先向同仁报警，却遭警方传唤和训诫。而他的身体早已被新冠病毒悄悄侵袭，虽经隔离抢救，终告不治。但至死他都没有得到警方的一句道歉。噩耗传来，举国痛悼，互联网上悲号与愤怒此起彼伏。
这无疑为当下新冠病毒凶猛扩散这一空前国难，增添了更为悲情的一页。这场和平时代的国难，这场由于信息封锁而造成的国难，如同童话、寓言一样，在和平增长的中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灾祸之大、生命损失之惨重，令人哀痛。短短十五天内的网络信息爆炸表明，中国亿万民众正在惊恐和痛苦中大警醒、猛回头，中国历史也必将由此进入新时代。
一、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
情节就像童话、寓言一样，集体撒谎引发巨大的信号错乱，从而使生命共同体遭受巨大的报应。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日渐富庶，然而远非国泰民安。不仅改革开放路线自设禁区、自裹小脚，而且中共拒绝根本政治变革的集团自私行为更导致新的“僵化倒退”卷土重来。在思想控制方面，自2013年始，过往的制度性说谎，升级至集体撒谎的最高境界：一边是大作减法，打压《南方周末》、关闭《炎黄春秋》、撤销数千网络意见领袖账号并大面积封群、抓捕和重判英勇发声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与维权人士，钳万民之口、使万众失声；另一边是大作加法，以举国之力，投入巨量资源，由庞大的秘密警察和思想警察机构、数十万信息员或五毛、大数据利维坦等等，积极主动地合力创设出一种疑似存在，一个童话、寓言式的“谎言国”。在这个“谎言国”中，自由市场改革和部分分权放权所产生的成就被说成是统制制度的优越性，前任实干家的功劳被记在甚少独立做事成功记录的现任账上，模仿追赶所获得的二流技术被夸大为一级前沿和“厉害了我的国”……举国弥漫的谎言云雾缓缓渗透，使民众麻醉，也使官吏麻醉，愚民同时也更加愚官。
同1958年童话、寓言般集体撒谎“放卫星”运动引发三年大饥荒一样，此次国难亦是人祸远大于天灾。人为酿成灾祸的核心细节极具黑色幽默：政府不去控制病毒，却把首先喊出“萨斯病毒来了”的八位医生控制了。在一个身处一线只能使用模糊语言预警的地方，暴力机器竟然暴力性地要求使用精确语言。当一线知情者被卡喉、信息自由公路被封锁，病毒就自由地侵入不设防的人间营养源，自由地控制无知无觉的民众。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上报共有七人包括一家三口被感染病毒，国家卫健委首批专家赶赴武汉调查后，却公开宣布病毒“不会人传人”，话音未落，专家组组长王广发就发现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
尤为甚者，“政治第一”（而不是事实第一，说真话第一）——这一集体撒谎运动的总纲领，被作为行政指令明确下达到卫生健康系统，用以强迫一线医生闭口。1月2日以“国家喉舌”身份公布“八人造谣被处理”的中央电视台，则构成为酿成此次人祸的谎言放大器，新诞生的“谎言国”就这样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主要用在举国封锁信息以服从政治需要上面。于是，严峻的“人传人”疫情被隐瞒二十天之久，一贯信任政府的信息和信用的民众安然向新冠病毒敞开胸怀，武汉地区因此错失了最佳防控期，病例得以几何指数增长，疫情很快失控。
以举国体制，把八位一线医生关于“病毒来了”的救世真话诬陷为“谣言”，修改常识理性关于“谣言”的定义以服从政治需要，从而造成亿万民众的信息自然扩散通道在病毒大举入侵前夜发生巨大阻滞，这就是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那些长期以来参与构建和运作这一信息封锁机制的官吏、网管与信息员，以及此次无意危害他人、自身以及亲友也可能是此次灾祸的受害者的警察，面对此次如此惨烈的人祸，良心应该感到内疚了。
二、危机暴露的中国国家能力的严重衰减
一场并非顶级危险的病毒传染，被中国各级政府处理得山崩地裂、天旋地转，数亿人口就像经历“泰坦尼克”号倾覆灾难一样逃难、躲藏、惊恐、悲怆。数百或许更多的生命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更有数万人业已染病，网上发表了许多触目惊心甚或令人泪崩的报道：封城后，武汉地区的染病者纷纷前往医院求治，却得不到及时的检验、确诊或住院急救。多少患者排队等候十几小时，直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或者辗转三四家医院，都无功而返，身心备受摧残，有人在候诊室内大口喷血不止，甚至出现某些倒毙于医院走廊的悲惨个例；也有市民家人染病，打着永远打不通的收治电话，眼看着全家一一被感染，最后一道躺卧等死，生命似乎贱如蝼蚁，衍生出种种人间悲剧和人道灾难。
还有无形而深层的巨大损失：为防止病毒蔓延，惊恐过度的各级行政机构像抵御外星人入侵一样纷纷实行战时性管制，处处封路、封店、封村，把社会生活“瞬时冰冻”，造成全国普遍的工商业萧条。似乎很少有人议论：未来一年的经济生机活力对于民众生计、健康和生命是何等重要，可以预计的数万亿的经济损失和巨量人口失业，会间接造成那些贫寒而且潜藏重症的底层人群多大数量的“提前死亡”？
封城之举正如自由思想家笑蜀所评判的那样，并非中道稳健的政治操作，封城绝非最佳选择。但即使封城，也需要同时实施多种收放平衡、社会心态微调、保存促进生机活力的杠杆组合。目前全国一片外部沉寂肃杀、内部惊恐过度的异状异象足以证明，当局者迷，当局者多非职业棋手，政府各级官员严重缺乏基本管理能力、处置重大变数的危机管理能力、驾驭巨型社会的系统均衡能力。
若干核心细节可以为此作证：12月底疫情已经爆发，大年初一即1月25日中共最高层才成立疫情小组，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速度”？封城之后，一线医院各种急救和防护物资的严重短缺，更不可思议地发生在拥有上万亿岁入的大省，发生在拥有十八万亿岁入的中国！火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的确令人振奋，但十几天来有多少染病者无法入住医院因而病情加重或濒危，为什么统管全局者没有首先在封城令下达之后的1月23日，立即就在武汉市区内征用五十所中学、大中专院校教学楼和各类场馆充作临时急救中心，征调五百支外省医疗分队紧急支援？这仅仅只需应急管理部的一位科长、处长，在几张白纸上简单勾勒、修改数次，就可规划出操作方案（当然，这一操作方案本来就应在应急管理部的档案柜里早已备存）。一个真正把平民百姓生命看作高于一切、同时没有优柔寡断性格的领导人当可立即签字决断。
2月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学影像专家、博导张笑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指武汉大批核酸检测呈“阴性”但CT影像已经查出为“阳性”的疑似病人仅被要求居家隔离，结果造成大面积家庭聚集性发病。张教授要求主管部门将确诊流程改以CT影像取代以往的核酸测试，将居家隔离改为公共场馆集中收治，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工作，否则有限的医务人员是无法应对十几万无症状或加重留观人员的。显然，如果1月23日起就将CT影像为“阳性”的数千或上万患者紧急移往五十家临时公共场馆加以隔离和治疗，目前这种大面积家庭聚集性传染本是可以避免的。实在地说，大规模征用场馆方案，若干网友第一时间就已想到并建议过，但为什么统管全局者没有这种基本预见力？
十几年前，某位1978年前的上海市副市长曾经对我议论：美国九一一事件中纽约市的紧急救援并非没有瑕疵，如果当时从倒塌的世贸双塔废墟附近的地铁临时打坑道过去，不排除有可能抢救出十几条生命来。这一操作奇想顿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他回答：他做上海市副市长，正好分管“抢险救灾”这一块，有时凌晨两点也会接到紧急电话，什么水灾火灾的都需要连夜处理，久而久之，他处处想到能否找到更巧妙的救援策略。
你坐到书记、行政长的位置上，你的第一任务是尊重民众委托、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就需要你事先对各种可能的危情有种种预见、规划、应对演练。如果你没有危机管理意识，没有几十年都在搜集、思考和累积危机管理经验，却又孜孜以求地谋取更大权力和无限集权，那你就是一个装模做样的混世者。
不必请出职业分析家，即使平民百姓，通过这件事都可以现实地观察到：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行政效率、人心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自从2003年抗击萨斯疫情以来，在中国，民的能力在自然地累进，官的能力在诡异地后退。正如历代皇权数传后发生的那样，党国金字塔顶层已经落入“政治特权阶层核心领导力衰减律”中，“庸人当政”成为其稳固的主调，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管理、战略人才主流已经不在党国之内。尤其是近年以来，在中央集权制的选人用人机制下，在惯例性的公正、效率两大规则之外，新出现了第三大“正式规则”：个人效忠或个人依附，由此就催生出了前所未有的“用人不公”。为官方媒体所一再诟病的“懒政怠政”现象，原因种种，其间就不无体制内各类人士针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不公”所做出的消极抵抗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极权专制所必然导致的优汰劣胜的逆向选择机制。总的看来，树心本身在快速腐烂，但平民百姓却成为首先和最终受害者。
三、无限集权与信息社会自然秩序的根本冲突
在突如其来的大疫情面前，举国体制如同纸糊灯笼，一戳即破。可以说，在政治学和管理学层面，新冠病毒事件是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票否决。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中央电视台披露了“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等核心事实。这位市长语调平稳，历练有素，看来本是潜在的人才，虽然其危机管理水平不敢恭维，但其在关键时刻说出真话、让全国民众瞬间明白原始真相的勇气，还是相当可嘉的。
现在全国民众都知道了：由于湖北省的“更上级”封锁致命信息，导致武汉官民损失了二十天抗疫黄金时间，酿成了此次疫情失控的灾祸。近年以来，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无限集权体制不断把各种权力上收，集中于一人、定于一尊，彷佛毛时代重演。但是，任何一人，包括习近平先生，有能力使权力集中再集中，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力通过“无限集权”，来对巨型社会实行高效治理。此次一场“中级疫情”被人为地操作成“惨烈灾祸”，即是铁证。
回顾人类历史，“集中力量办大事”仅仅只是小概率。姑且不谈政体，在纯粹事功方面，即使最法西斯、最极权的秦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皆为兴盛于分权，败亡于集权，有《卧虎地秦简》和《曼彻坦因回忆录》为证。高集权和“无限集权”不可能产生更大效率——为什么如此？因为两大基础性的数学物理原理在起作用：具体信息不完全扩散原理，局部因果关系不完全扩散原理。人类生命的一线行动和因果事变的天然分散性，导致了一线信息的天然分散性。一般人都知道，信息在中转传输中会失真，会处处打折扣（正如我们的CDC院士们之所作所为），会耗费诸多的社会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紧急事态和原创性行动的一线信息具有倒计时特质，不允许长距离和缓慢传输，长距离和缓慢有时就意味着毁灭。所以，紧急事态和原创性行动必须就近决策。按照信息社会的自然秩序，诸如传染疫情的公布权本来就应当放在距疫情中心两小时地铁附近，而不是中南海。通过一人来统制一切的“无限集权”由于违反自然秩序，必定是低效的，颟顸迟钝和酿成巨祸不是意外，而是它的本色。
在今日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是原始物质力量的引领者，信息社会的基本行为结构是多元化、多中心化的自然扁平结构，在信息社会里，处处是一线，处处都应当具有某种决策权，处处都应当实行分权或自治。此次抗击新冠病毒活动的举国异状异象，充分证明了当今中国这个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自由选举和多党竞争、没有分权制衡和问责弹劾、没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极权政治制度严重落后于信息社会的基本需要。而在信息社会实施一元化、定于一尊、无限集权，更是直接与信息社会自然法则和天道相对抗、开历史倒车的“愚官”行为。如果不寻求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中国民众将面临更多更大甚至灾难深重的人祸和倒退。管理学上的墨菲原理曰：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只要你的基本结构有问题。这不是猜谜赌博，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因果原理。
我们这个高度集权、低度人权的社会，长期以来官强民弱，亿万民众如同不自然的温室花草一样，对政府有着巨大的信息依赖和信用依赖，一旦许多“谣言”被人们发现竟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人们就空前失落，对政府彻底不信，转而盲信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过去十五天，中国社会一夜之间退回到前现代的集体非理性状态。各级政府更是以战时状态放大着全民恐慌，官民合力共振，极大地加重了灾祸的次生效应。显然，仅仅用人口素质是解释不了这个必将载入史册的“全民恐慌”经典案例的。更深层的原理在于信息传播的法权结构塑造着社会心理。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权，才能实现命运自主
灾祸面前，民众在自救，刚强豪迈的湖北人在灾祸面前尊严地承受着危难，并互相提携，的确令人尊敬。有的志愿者义务开车接送医护人员因而染病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堪称人道义士。
“谎言国”最珍贵的资源是“说真话”。面对严酷的思想控制、数字化极权和漠视民命的信息封锁，一线医生护士说出攸关民众健康安全的核心信息，普通公民为所有人说真话权利发声、为有效保障说真话权利的政治制度呼吁，这是一等一的事业，此时此刻具有一等一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
被诬陷为“造谣者”的八位医生中的李文亮把警方训诫书公布于众，第二次表现出“直言英雄”风范，然而却不幸染病逝世！湖北航天医院医生胡电波实名爆料，武汉发热人数可能超过十万，官方不重视，但民众因之而警觉。公民笑蜀在外媒连续发文抨击专制政治，公民陈秋实在现场进行视频报道，公民方斌在拍摄拉尸车实景……（希望今后这里能增添更多闪亮的名字！）
但真正的一线声音仍然很难发出。在参与酿成严酷灾祸之后，中宣部不知悔改，仍在禁网、钳口。有报道称，中宣部要求从2月3日开始，媒体对所有涉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报导，都进行严格的审查。由此人们知道，没有亿万民众的敲打和制衡，数字化极权和“1984”是不会吸取教训的，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一些愤怒的公民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官方也做出了“改进疫情预警防控体系”的承诺，但这些仅仅属于小小的“改良”，“改良”是绝对不够的，“改良”将会反弹。因为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制度保障。“改良”仍然是奴役的一种变体，是漂亮的新枷锁。他们想以“改良”逃过举世的滔滔谴责，他们想蒙混过关，他们还会卷土重来，更严重地祸害我们。
多少善良的民众心智麻木已久，而不愿正视：无限集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体制，它已经挣脱了一切制度制衡和内外牵制，必定趋于无限失控和放纵，因而必定祸乱天下。我们不能抱着“它要闹，就让它闹呗，看它最后如何收场”的看客心态，因为我们民众自身是灾祸的最先和最终承受者。无限集权体制既然已经在我们中间诞生，就必定将我们步步推向深渊，这一代人，这十几亿同胞，必须自救，必须阻止之。自从2017年底“无限集权”的战车启动以来，中国国势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严重受伤。全国民众不是傻瓜，看一看吧，这几年，它犯下多少颠覆性错误，从错误走向错误，几乎每一件重大经济、人权、外交和战略事务，都被它搞砸了。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供其剥夺、还有多少家底可任其败坏？这一次它所造成的病毒大传播的严酷人祸，已经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生存底线。如果我们不从此反击、抗争并根治之，难道就任由这个无限集权体制把我们的数十年和平繁荣化为灰烬，把这一代人推向停滞、动荡和内乱的深渊吗？
体制内可能还有人抱持返回到2017年前或者2013年前的幻想。但是，第一，体制内的实力结构已经没有这种缓冲或转轨可能。第二，民众至此已经大面积觉醒。无论新极权、旧极权，老调子已经唱完。民众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民众的愤怒是无法遏制的。几乎一夜之间，多少善良的民众明白了，只有由人民掌握政治主权、选举领导人并控制政府，才能避免类似的人祸重演，民众自身的政治觉醒才是根本的自救之路。
保守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享受了数十年和平繁荣生活的平民百姓，总是企盼守住幸福，好上加好，迈向盛世。但盛世还没有到来，就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一波和平繁荣“景气”没有现代政治文明作地基支撑，它不过是机会主义的爆发户，而非久经锤炼的书香门第。
领导人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在此次我们普通民众蒙受危难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尤其不可信任，临当危难他们总会这样抛弃我们，即使没有自然的灾祸，他们也会用权力的放纵来为我们制造人为的灾祸扣在我们的头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享有了政治主权和政治权利，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命运自主。只有建立人民主权下的宪政民主制度，我们的社会才会获得真正的尊严幸福和长治久安。
五、政治转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历史联盟
无限集权体制的祸害来得如斯凶猛迅烈，即使早有预见者亦感到震惊，但如果仅仅用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历史或政治偏好来解释其前因后果，未免失之浅薄。无限集权制是1992年以来的“九龙治水、有所牵制的后极权”这个母亲的儿子，它们母子之间具有家族类似，按照墨菲原理，只要有这个机会，帝国梦、法家铁腕、乾纲独断和全面统制这几大政治元素之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古语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国长期拒斥根本政治变革，早晚会催生暴烈的变态。
不管是极权、后极权，还是新极权或无限集权政体，实质都是一丘之貉，都在政治上拒斥宪政民主，实施权力的排他性垄断，剥夺人民各项政治权利，严酷打压政治反对运动。所以无论它怎样修补或改良，都不可能抛弃其落后的前现代政治制度。宪政民主的大本大源不立，极权专制横行肆虐，这实际构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深重的政治癌症。这一次病毒大传播的人为灾祸，这几年“国之大事”从失败走向失败，都是中国政治制度“癌症”恶化的最新见证。
2020年，是一个灾祸与觉醒同来的历史节点，是一个需要解困救急又需要高瞻远瞩的历史节点，是一个既要及时根治新冠病毒又要启动根治政治“癌症”工程的历史节点。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是根治中国政治“癌症”、最适合中国这块土地、最适合中华民族需要的政治真理。但是要把这个政治真理操作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对这一代中国人有着很高的道德约束和操作智慧要求。有一位思想家说得好：“争自由的事业，需要英勇担当风险，也需要审慎平衡各种因素，防止出现人为的重大失败，因为重大失败会使人民的枷锁更加的沉重。”
我们必须尊重亿万主权的民众对幸福生活的保守心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追求业已到来的政治转型过程的平稳、平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尤其是“宪政民主运动”这一温和保守学派，应当与十几亿主流民众世代相传的那些不违天道和人道、不具排他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同正确，同错误。我们要和我们的父母之邦同命运。任何根本变革都不能允许让普通民众和善良官吏作为最终的受害者，任何“转型阵痛”都不允许把我们脚下的船弄翻了。
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祖先孔子、孟子、墨子的人道主义理念，以和平仁爱、不忍人之心、换位思考来推动争自由的事业。目前独立民间历经严酷打压而实力稚弱，主要致力于道义批判，但必须遥远地预判未来的种种变数，严防重演1644年“闯王进京”仅仅42天就崩盘的诸多道德和战略错误。李自成进北京，一则把暗中对义军有所期待的宰相将军群体绑在树上拷打，以榨取贪污受贿的金银财宝，结果让全国各地处在观望状态的明朝官吏阶层心寒远离。二则放纵部下侮辱吴三桂的父亲与爱妾，把坚守一线的山海关十万国防军逼反，使其投入到屠杀成性的外敌怀抱。而在此之前的数月内，崇祯皇帝两次提议要调动山海关为全民族守卫最后屏障的十万国防军返回北京，抵御李自成大军，但宰相大臣们皆以伏地痛哭而予以破坏。在众宰相大臣那里，还有“全民族安危第一优先、个人生命次之”的大局意识，但李自成集团没有。如果“闯王进京”后迅速而成功地实现了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政治联盟，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模样。
纵观人类历史，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建立第一代政治民主、创造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之前，已经实现了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历史性的大妥协。古罗马在进入繁荣昌盛之前，也已经实现了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在选举制度上的大妥协。今天的中国要建立伟大的宪政民主，创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经典文明，必须首先在国内实现平民阶层和官吏阶层历史性的大妥协。这个重大课题是必须解决的，是不能跳过的。
六、作为公民我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目前首要的考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无限集权体制的首要责任人习近平先生。如果习近平先生为酿成此次“人祸”真诚道歉和反省，终止无限集权，做出重大改变，并且启动根本的政治变革，那么，他将重新赢得全国亿万主权的公民的认可。“仲尼不为已甚”，中国人都是善良宽厚的。
问责、批评、监督领导人，是主权的公民堂堂正正的政治权利。目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评、谴责，甚至怒斥，是主权的公民对酿成巨大人祸者的即时反击，是人间正气，是自然生态。“君子爱人以德”。此时此刻，众多公民的愤怒声讨，从一个侧面也是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爱护。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痛骂蒋中正，促使良知尚存的蒋中正日趋决意抗日，终于通过统率八年抗战而成为继岳飞之后的伟大民族英雄。1989年至1992年，国内民众与国际舆论对邓小平强烈抨击，促使理智尚存的邓小平与计划经济教条彻底决裂，正式推出“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扳回一局。习近平先生目前处境与二人多少有些相似，是否有足够的良知或理智正面接受举世滔滔的批评谴责，遵循天道与人道积极作为，为自己在永恒历史记录中扳回一局？
暂时不谈政治转型，仅仅只谈纯粹为人。正面接受出于正义感的公民对自己的公义批评，正是习近平先生展示“男人胸襟”的机会。当初董琼瑶在上海对习近平画像泼墨，本来可以一笑置之，在今天这个开放时代，就算有不同意见者对着国家元首本人扔鸡蛋、丢西红柿，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习近平顺便开一个玩笑，默认这是公民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那么全国民众都会十分敬佩习近平的“男人胸襟”，相信有不少为人父母者会拿这种“男人胸襟”作为教育孩子的榜样。然而，习近平先生的部下却把董女送进精神病院并下了药。历史会怎样记载这件事情呢？
继续暂时不谈政治转型，仅仅只谈纯粹为人。许章润教授，习近平先生的清华大学师友，近日在网上著文，强烈抨击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极权政治酿成此次严酷人祸。不管两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习近平先生能否请许章润教授在中南海、清华大学或者某处吃个便饭，听听许章润教授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其他清华趣闻？分手后，许章润教授可以继续主张民主自由，习近平先生也可继续主张“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包括我在内的多少中国同胞会认为习近平先生真有“男人胸襟”！
返回到政治转型话题。我历来主张公民对政府和公仆有充分的公义批评权，甚至指手画脚权。我当然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人身攻击，而历来主张“对事不对人”，尤其认为首恶在于无形的后极权和无限集权体制，而任何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都是可以说服、可以改变、可以共处的。
我生于穷苦人之家，多年来都在尝试尽绵薄之力直接或间接帮助底层民众自力或维权。过去六年，我身处习近平先生一手造成的政治冤狱中，但是我却一直对习近平和栗战书两位先生大力推动的“精准扶贫工程”赞不绝口，哪怕明知其有所谓的民粹主义考量，哪怕明知其间潜藏着严重的水分！我还认为，如果通过宪政民主制度平台，甚至还可以把“精准扶贫工程”打造成持久的“自力奋斗型福利国家”的某种起点。可能会有很多激切的自由同仁认为我很可笑！但我这里讲的是我真实的感受和数十年基本理念。我一直认为，专制派与自由派都是一国同胞，仅仅政见不合而已，任何为了理想价值而发生的竞争或对抗必须保持一定的分寸和最后的底线。只要专制派转向宪政民主，我们自由派必定回报以真诚而热烈的认同和接纳。如果2020年习近平先生和栗战书先生与备受民众支持的李克强先生等一道推动全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推动基本放开新闻自由，进而在未来两年推动中共由极权党转为选举党，帮宪政民主制度解决“两党制”中的一半难题，我们维权运动愿意为三位中国公民维权三十年。
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对所有的同胞都心怀善意。我们愿意拥抱所有接受宪政民主的同胞。在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圆桌上，一个都不能少。即使备受民间谴责的国保与“环球”，我们也可以通过“使功不如使过”的技巧，文明地迫使其为未来的中国版“福利国家”或均衡的言论自由超常卖力地干活。
愿这一代人没有白白经历此次灾祸与劫难，愿武汉民众惨痛的承担没有虚掷，愿自然良知与健全理智成为所有同胞心中的真宰！
天佑湖北同胞，天佑十四亿同胞，天佑中华民族！
2020年2月6日晚至2月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