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0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在纽约总部联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发表讲话指出，性别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存在的极大的不公正，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人权挑战。可中国妇女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带来的不公正，更有户籍制度、国企用工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带来的不公正。这些不公正带来的损害无法弥补，甚至正在延续到下一代。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纪念女权运动，而女权运动则是从国际劳工运动派生出来的。中国妇女所面临的不仅是性别不平等，自1958年开始就有户籍限制的城乡分割，其对妇女的婚姻自由、劳动权利亦构成极大的损害。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企工人，尤其是那些从城市郊区和外地农村招收的男性工人，如果结婚对象是农业户口，那么从1958年1月9日颁布的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由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实行全民配给制，如此对民众的婚姻自由产生影响，农村妇女或男子与城市户籍人结婚必然带来户籍难以迁入城市，所生育子女户籍规定是随母亲而不是可以选择父母任一方户籍入户。其因为公安负责户籍制度，且严格管控，即便婚姻双方户籍所在地相距甚近至十公里也要求办理暂住证，于是就有了妻子在丈夫家居住办理暂住证的荒唐事。由于户籍涉及工作、单位住房。故户籍制度影响婚姻自由，实际上惩罚了农业户籍与城市户籍人员结婚所组成的家庭，包括儿童在内，农村人与城市户籍人结婚，户籍难以迁入，工作无法转为正式工，只能是家属工身份，工资低、企业不分配住房，只能被安排居住于原集体宿舍或平房。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计划经济，政府为大力发展工业，需要招收大批工人进入国企工作，这些工作仅从当地城市及征收土地建设工厂占用土地上招收的失地农民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从军队退伍军人中将原籍农村的退伍军人转业安置进国企做工人。而这些年轻的退伍转业安置进国企的工人人数多又都是年轻男性，当地不可能有大量女青年成为这些退伍转业为国企工人结婚对象，这些工人大多数只能从原籍农村寻求合适的结婚对象。
因为公安严格的户籍管理，这些退伍转业军人成为工人虽然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工人待遇比在原籍农村做农民高多了，且当兵选拔的都是农村优秀青年，故能够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问题是结婚后，这些工人的妻子的户籍极难迁进丈夫所在城市，生育的孩子按当时规定亦只能入户母亲处。这些退伍转业军人成为工人，国企通常安排住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大多是建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筒子楼，无独立厨卫设施，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通常住四个人。如此狭窄的房间无法住一家人的。亦有一家人被国企分配居住于一间平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期，许多工人的农村妻子带着孩子到丈夫处同住，此时单位安排比较好的是一间房给一家人居住，差的是一家三四口人住八平方米的半间集体宿舍，工人妻子进厂做工，属于非正式工的家属工，孩子则在国企子弟学校念书。直至1995年城市户籍制度管理开始松动，如合肥市政府开始卖户口（可能是城市建设费的名义），即这些非合肥市户籍的人只要拿出一笔钱缴纳给政府就安排农转非。许多这些工人为了农业户籍的妻子转为合肥市非农业户籍后企业将妻子转为正式工或合同制，然后可以分配住房，于是东挪西借，想办法凑出八千上万的钱（约两年的工资）找户籍警安排缴纳钱转户口。
可是就在这些工人拿出血汗钱使妻子户籍转为城市户籍后，没几年单位就开始工人下岗，其中有人即便好不容易找单位使妻子成为合同制工人亦沦为下岗工人，领取下岗费。此后就是工人失业、企业改制或破产。这些在国企做了十多年甚至有二十多年家属工的妇女，已经户籍迁入城市的，在企业破产后仅领取远低于工人养老金的生活费，后经上访维权，经政府研究出台政策，这些家属工分别缴纳一笔个人账户钱办理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这些工人家庭大多数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而城镇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亦未对这些工人家庭予以落实。如今所谓的城市危房改造，政府出台棚户区改造计划，对这些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的工人家庭没有补偿性政策，参加棚户区改造的工人家庭难以承担所要缴纳的费用。即便是集资建房费，有工人家庭称一两千元的养老金仅够吃饭、治病，哪里有剩余钱出资参加集资建房？！
中国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给工人家庭，尤其是其中有农业户籍（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家庭带来苦难，而改革开放时期又继续歧视性牺牲这些工人家庭的权利，如今城市的危房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继续此前向来做法损害工人住房权利，工人家庭无房户太多，合肥市原国企成片的早就是危房的筒子楼和平房依旧居住着等待政府安排住房改造的工人家庭。
中国的妇女运动曾在中共领导下轰轰烈烈，男女平等观念尤其体现在妇女参加工作方面，1958年大跃进大量中国妇女参加工作，国企女性工人面临危险的工作，发生工伤致残，未获得工伤赔偿的比比皆是。
就以合肥市国企为例就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女职工工伤小腿截肢，原合肥市钢铁集团公司就有女职工因高炉爆炸受伤小腿截肢，原安徽拖拉机厂女工人手臂截肢就有两人，手指截肢更是数不胜数，其它国企亦是如此。总结这些工伤发生原因多有企业未能做到安全生产：安全设施缺少、生产安排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港澳台等外资进入中国建厂生产，因不重视安全生产和工人权利，导致事故频发，惨剧连连，其中1993年11月19日发生的港资深圳市玩具厂大火导致包括82名女工的84人被烧死，51人受伤。而这肇祸的原因是原本就被政府消防人员发现13条火险隐患并下整改通知书后，企业以三千港币买通公安局消防中队干警办好消防合格证，未整改火险隐患的企业开工生产，五个月后该企业就因这火灾隐患发生火灾，且因老板为防工人盗窃封闭三个门仅留一个门出入，导致女工们逃生不及而被烧死。
据说因这些惨案催生了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其后的《劳动合同法》，1996年原劳动部出台《企业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后改为2004年1月1日实施由国务院制定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此后该工伤保险条例多次修改，后又于2010年10月28日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可这些法中尤其是工伤保险制度方面问题多而严重。
与上述1993年深圳市港资玩具车烧死女工相似，1911年3月25日发生于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厂的一场大火导致141名年轻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名姑娘——被烧死或者跳到楼下人行道上时摔死。此次工厂火灾死亡的女工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此前的一年，纽约的数百家血汗工厂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三角内衣厂的女工们也积极参与罢工，她们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但罢工以失败告终。
纽约三角内衣厂火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纽约州成立了“改进工业场所安全委员会”，制定《劳动法》，纽约州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
比较美国，深圳市港资玩具厂火灾前没有工人罢工，提出工人诉求，事件后没有工人游行表达哀悼之情，其所谓赔偿又极其可怜。
纽约三角内衣厂火灾事件没有政府官员受贿，而1993年深圳港资玩具厂火灾不是不可以预防，火灾发生前公安消防检查已经发现了火灾隐患13处并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可就是因为三千港币的贿赂就能换到消防合格证，复工，最终导致惨祸，87条生命，无数人伤残，就成为无良资本家和腐败官员的牺牲品。
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厂火灾事件后有大规模工人游行悼念，几十年后仍然有纪念日活动，甚至最后一个幸存者于107岁高龄去世，美国各大媒体还报道她去世的消息。网上则有专门网址介绍火灾情况，幸存者访谈和证人证言、纪念活动、遇难者名单和改革成果。
反观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专门委员会研究工伤问题、没有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工伤职工及家属获得赔偿，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无法从经济上激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
即便是国企，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安徽省国企发生工伤，工人伤残大多是不报劳动部门，不办理《工伤证》（工伤保险改革后改为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伤残工人工伤待遇由企业随意对待。如此情况下，工伤发生率高，其中女工人在工伤职工中所占比例不低，1996年《企业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开始实施，许多工伤工人包括女工伤工人没有做工伤认定，或即便做了工伤认定也因安徽省为适用工伤保险制度改变出台的《安徽省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中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发生工伤事故的伤残、死亡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各地根据工伤保险基金积累情况，按本办法规定的待遇逐年解决，一次性费用不予补发”剥夺了包括女工伤职工在内的工伤职工获得工伤补偿待遇的权利。而且经2004年国务院制定颁布《工伤保险条例》，且2010年制定颁布《社会保险条例》，安徽省仍未改变向来的损害工人获得工伤补偿的做法，甚至对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生效后发生工伤致残的工人亦是采取逐年降低伤残津贴的做法，导致发生工伤致残鉴定为一至四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职工获得的伤残津贴从不低于合肥市平均工资，经多年后沦为按现上年度平均工资乘以一至四级待遇率计算出的伤残津贴的近一半，相当于近年新退休工人的养老金的一半数额。即便是纳入工伤保险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伤残津贴的也是如此，一位三级工伤职工所得伤残津贴，由起始时得与合肥市平均工资相当，经10多年已经是2018年度合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7089.5元的百分之四十，与2019年退休的协保人员养老金大致持平。
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息息相关，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从劳工运动派生而出的，而中国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的环境较之于欧美要险恶的多，这从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筹划一场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的活动而于三八国际妇女节前被警方刑拘后释放、2018年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事件最终被镇压，一些参与的工人、学生和声援团成员被逮捕（其中沈梦雨、岳昕皆是女性大学毕业，被电视认罪，失踪）可见妇女运动和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极端环境。中国的妇女运动人士所面对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更是与男性工人一样面对制度性的劳工权利不平等，并随时面临政治迫害失去人身自由。可做为一个人，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权利，这不仅要求性别平等，还有劳动者权利方面的平等，这是值得每一个女人和男人付出努力去争取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