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邯郸市委高书记：
近日我市公安局丛西派出所连续到我家非法骚扰，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情况如下：
一、2020年2月14日晚9点15分左右，丛台区丛西派出所张俭副所长一行三人，到我家用力敲打防盗门，引起四邻不安。
注：疫情期间，我在家中正常生活，派出所在八小时正常工作时间随时可以约见我，为什么非要夜间来访？为什么故意在小区制造很大的动静？
二、张俭所长一行三人进屋后，查验过身份证，说我是重点人物，并向我宣布：必须今晚立即离开邯郸！如果不立即走，就拘留张国荣女士。
注：重点人物是什么罪名？有法律规定吗？派出所此次出警依据哪一级政府文件？我离开邯郸对改善邯郸疫情有好处吗？声称我不走拘留张女士完全属于株连迫害，有法律依据吗？
三、2月26日张俭副所长通知我去丛西派出所一趟。所长刘玉海当面警告我不要在微信发不利信息，并说再发此类信息会影响你的儿孙升学就业。随后副所长打印出训诫书让我签字。我签了字，但盖了公章后他们却不让我带走训诫书。
注：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并没有规定公民不得发布不利信息。一个小小派出所有什么权力改动宪法内容，并以此为由对公民训诫？株连他人是封建王朝的罪恶行径，共产党什么时候也搞起这一套了？明明是给我的训诫书，却不给我一份，这符合法定程序吗？我七十四岁了，记性不好，如果我记不住，会不会加重处罚？
四、28日我到丛西派出所索要对我的训诫书，刘玉海所长告知不给我并说我和张国荣属于非法同居。要我搬离，并办理暂住证。我告知张国荣后，她深受刺激，一度产生厌世念头，一直抑郁不振。
注：我们自同居以来多年，只是因为双方都有不便才没办结婚手续。难道这属于派出所权限管理范围吗？哪条法律规定同居违法，一方必须搬出去居住？
五、3月9日，张俭副所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我告诉他现在磁县朋友家并发了位置图。然而半小时后，张俭还是带着三个人到我家，对张国荣进行训诫，并叮嘱她一定告诫我不得在网上随便发言。
注：丛西派出所如果认为我有违法行为，可以针对我采取相应措施，有什么权力骚扰恐吓我的家人？我国立法原则是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公职人员“法无授权不可为”，请问哪条法律禁止了我的行为？哪条法律给予丛西派出所如此授权？
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只是从微信朋友圈中选发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以我七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大家了解了这些信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进行了转发。
如果邯郸地方领导认为有些内容值得商榷，或者暂时不发为好，我并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非坚持转发不可。但是采取由公安威逼，恐吓株连家人的做法，我认为很不正当，很不应该。咱们国家虽然还没有宪法法院，政法委常常为下属违规“护犊子”。但是我坚信尊重公民权利，依法行政是公职人员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
高书记，您是邯郸市维护稳定的最高决策者，多年来，我市对待持不同政见者依法办事宽厚宽容，我深为感谢。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此事，督促各级官员，特别是公安机关干警，正人先正已，执法先守法，绝对不要犯文革三种人的错误。我也愿意积极配合官方，履行好公民责任和义务。
公民董洪义
电话；微信18830028688
电话；微信15903200569
2020年3月15日
说明：我原籍北京，1970年北京钢铁学院（现改为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邯钢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邯郸。1997年和前妻离婚房子给了前妻，她在卖邯钢房产时因为买家下不了户口，我的孩子才把我的户口迁到广东珠海。但我一直在邯郸工作租房居住，后来与张国荣同居至今。
附：
切记文革“三种人”的教训
近期看微信，断不了出现警察、协警、城管、官方雇佣人员违规执法，伤害民众事件。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他们的前车之鉴需要今天的掌权执法者高度警惕，以免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
文革兴起后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些无知无良之辈借时趁势以逞。他们一马当先，肆无忌惮地侮辱虐待殴打他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造成无数人非正常死亡。这些打手文革结束后大都被定性为“三种人”，受到了国法和党政纪追究。但也有人感到冤枉，认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对此，在邯郸市农科所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崔玉振先生说的好，毛泽东知道农科所有个崔玉振吗？如果不是你们一手捏造罪名，谎报黑材料，上级会把我逮捕判刑吗？这位崔先生后来堵到这个“三种人”家门口，足足骂了两个月。有位领导对他说，他做的不对，你这么骂也不对。崔玉振说，我也不想骂人。只要你们能做到他怎么对待我，你们就怎么对待他，我保证一句也不骂。领导无言以对。这个 “三种人”先是被撤销职务，后来险些被开除公职，不久死于癌症。
当年一些有文化有才干的年轻人，就是由于文革狂潮到来头脑发热，无法无天伤人害人。文革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三种人”，致使一生前途被毁，也属罪有应得。因为同样面对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大多数人并没有做伤人害人之事。
文革结束后，确立了依法治国方针，对公职人员的执法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程序和行为限制，这样做保障了当事人和执法者双方权益，体现了国家文明公平正义。本应逐步深化，细化，强化，成为公职人员的自觉行为规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多起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没有客观深入调查，没有公开透明的审判，更没有令人信服的处理。如此空间环境，使得一些低素质官员无视执法程序，滥用权力蛮横嚣张，近日发生的广东冼村派出所警察查身份证事件就是典型。其实，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强拆活动中，一些公职人员罔顾法律，勾结黑恶势力巧取豪夺，强行截访，早已激起了公众不满。
有些执法者认为，你不满活该！老子奉命行事，上面有人罩着，自己无须多虑。在我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句老话说的好，别看现在闹的欢，小心以后拉清单。事情做过了头，无关者也许会忘了你的姓名，但社会舆论一定会记住你，被伤害者更是不会放过你。我断定，前几年设圈套污名区伯嫖娼的警官迟早会被查处，即使区伯先生不予（或不敢）追究，将来广东警方内部的正义之士也会让案情大白于天下。
文革“三种人”从害人开始，以害已告终，足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无可抗拒的纠偏规律。（附：德国法院审判柏林墙哨兵开枪打死逃离者案）我奉劝那些经常与公众直接打交道的执法人员，不要听风就是雨，上边说一尺，你恨不得做一丈。凡事最好先掂量掂量，是否违法违规？是否逆情悖理？千万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到头来自己成为牺牲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明白：守住法律底线，不越公德红线，才是立身之本；出以公心，与人为善，才是为人之道。如若得势便猖狂，肆意把人伤，总有一天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附文：
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主权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田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