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守仁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不断下降，作为此次疫情风暴中心的城市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也降至两位数，湖北其它地市州已经全部归零。有一份疑似内部文件流出，称除武汉之外的其它地方，可能将于3月10日过后复工复产。不过，从官方发布的地区风险等级来看，包括武汉在内的多个湖北城市复工起码要等到3月底，武汉的开城将置于最后。
为了实现阶段性的经济目标，大陆高层一方面誓言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另一方面也督促疫情不严重的地方尽早复工复产。虽然湖北省内部分县级城市已经基本解除管制，但很多农民工依然无法前往目的地，而必须等到相关城市解封过后。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大至中型企业复工率达79%，而中小型企业复工率仅32.8%。进入3月份，大陆开启新一轮复工潮，但财新网消息指多地为美化数据，出现企业开着空调耗电、复工却不复产等现象。据悉，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假象，主要是为了以应付上级检查，再则也出于对病毒感染风险的担忧。
众所周知，虽然武汉综合实力不及北上广深，但在城市规模上仍然称得上中国大陆城市中的巨无霸，当之无愧的中部产业重地和物资流通核心枢纽。自从1月23日上午武汉开始奉旨封城以来，人口的正常流动受到极大限制，很多夫妻或亲子无法相见，部分农民工滞留城内，当然，更多的农民工则是回乡之后而久久无法返城复工。
迄今为止，这种人为的阻隔已经一个半月有余。不仅仅是城市，各个乡村，也是村村设障，不允许人员随意进出。警方甚至发动无人机对村庄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村民在外晃悠，就将其强制学习或行政拘留。譬如说，鄂州市华容区中湾村有妇女到江边去扯藜蒿被发现从而被带到镇上学校进行强制学习。很多村子里，除老弱病残幼，平时青壮年一般都在城市打工，如今，全部都在村中，面对严厉的封控，这些农民工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目前来看，复工只是时间问题。只是，不少无法复工的农民工，因为平时不在老家，没有种植粮食和蔬菜，虽然经济上不存在问题，但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生活物资的采购很成问题。不少家庭出现了断菜的现象，而左邻右舍可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至于生活困难，而政府部门不作为或是能力不足，无法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城市的蔬菜配送体系相对完善，由社区和物业、志愿者组织配送。农村大多数村民自家种植有蔬菜，但部分农民工因为长期在外而无暇种菜，回乡过年主要靠买，封村时间一长就无法维持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湖北籍平时在外省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于春节前回乡，原本希望过一个和和美美的春节，万万没有料到的却是，回来容易再去难，一则无法出村，二则也无法出城，三则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乘坐。即便所在城市解除封控，在跨省交通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到达目的地。在湖北，这样的农民工很多，具体数据难以估算。
因为疫情较轻，湖北以外的省市区已经提前控制疫情，并复工复产。这令不少湖北省内的农民工心急如焚，因为无法上岗，即便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异常。他们担心长时间不能复工而被之前的单位除名。当然，比较人性化的单位还是会继续接收他们，但部分单位可能存在严重歧视。据悉，部分湖北籍的农民工接到单位通知，今年不用再去，这令他们愁眉不展。据闽南生活网报道，2月27日，还在湖北荆门老家的张凯琪，收到了远在深圳的单位下达的辞退通知书，公司称，因为组织结构优化，需要与其解除合同。
最为悲催的人当属那些没有赶在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因为是湖北籍而被旅店驱赶或拒收，用人单位也不对其待见，部分用人单位“闻鄂色变”，以至于不少农民工只能浪迹街头，一副口罩，能戴上一个月，每天在街头露宿。他们原本一直不曾身处疫区，就因为湖北籍这一省份而备受歧视。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栏目在2月16日报道，多名湖北籍外来务工人员，被日租房、小区等业主赶出大门，露宿街头，很多单位则在招工时表示湖北籍工人已满，用这种方式委婉地拒绝湖北人。
据媒体报道，驱逐湖北籍农民工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具体数据暂时还无从统计。这让人自然联想起前两年发生在北京的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当时，一夜之间，很多平时居住在北京外环贫民窟的人不得不流落街头，其中除少部分本土贫困居民之外，更多的是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在偌大一个中国，各种歧视都存在，地域歧视和阶层歧视也表现得较为突出。驱逐“低端人口”属于政策性的，而驱逐湖北籍农民工表面上非当地官方所鼓励，但普遍存在，不能说与官方消除歧视不得力无关。
一位湖北籍在深圳的企业家，春节前返乡，结果遇到疫情后的封城，他在经过多日隔离过后，绕道再赴深圳。重回深圳后，他甚至被其所在小区的保安拒绝入内，在提出抗议和进行身体检查过后，才得以进入自己的住房，并安排公司开工事宜。在这段时间，这类故事应该是数不胜数。湖北籍的企业家尚且有此遭遇，湖北籍的农民工的处境可想而知更为糟糕。
目的地为湖北省内的农民工，和需要出省的农民工相比，唯一的优势就在不会遭受歧视，因为都身处疫区。不过，因为工作受影响，其收入要大打折扣，有些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很重，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制歇业，他们的口袋内余钱无几，一旦复工，到城里还得租房和购买生活用品，而政府部门对他们的损失并无任何补偿。
对于困难的农民工，是否应该进行补偿，现在的确没有明确的法规可依，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倒是临时出台了减税减租等优惠政策。在制定补偿政策时，农民工群体似乎被遗忘，他们只得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克服重重困难。倘若不是因为强制封城、封村、封路，生活困难的农民工还能勉强度日，一旦歇业日久，他们就举步维艰。政府应该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对他们进行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