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4日16点多，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警察袁某某等三人，开着警车到了西安我住的小区大门口，在人行道边对我进行了讯问。内容是我发了延川县民工一月中旬到陕西省政府讨工钱的报道的一些问题。
袁警官先问了1月中旬发生的事情。
我简单陈述：1月中旬的一天（回家后我查日记，是1月16日）上午，我在陕西省政府信访接待室外看见不少人上访，我就问是哪里的来上访？为什么事？得知这是延川县的民工，为讨工钱。我问欠多少民工多少工钱？都到哪里上访过？得到回答后，我表示愿意把讨工钱的情况披露出去，并声明：
1，我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媒体，了解情况、写稿、发稿完全是我个人行为；
2，我不承诺能给当事人解决问题；
3，我不要当事人任何报酬。
民工如果愿意，就可以把情况给我如实地介绍一下。讨工钱的民工表示愿意给我介绍情况，我和两个民工就走到信访接待室东边五六十米的人行道边上开始问答。我们交谈的时候，有一个人先是站在不远处监视我们，与我交谈的民工说此人是延川县公安局政委，从延川县赶到省政府来叫上访的民工回延川，回去后给民工解决问题，民工不回去。我给民工留了我的手机号码。政委后来就走到我们旁边一两米远的地方听我们交谈。我们的交谈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我就质问政委：“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谈话你站到旁边算怎磨回事？”我与政委争执起来，后来我只好离开。问题基本问清楚了。
下午约5点多，民工给我打电话，说还要见我面谈，我同意了，在约定地点来了四五个人。他们把我叫到雁塔路东边的一家泡馍馆里，给了我他们的《联名上访信》印刷件，我叫他们把《联名上访信》数码版发到我的电子信箱里。他们补充谈了一些情况，有一个人打开手机，让我看了一个《统计表》，内容是延川县各乡镇拖欠“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款的统计。因为这些民工是在贾家坪乡干了活儿的，我就摘录了贾家坪乡的数据记在纸上，并叫一个民工把各乡镇的总数给我算出来，我又记在纸上，于是有了全县的数据。
交谈完后一人吃了一碗泡馍，饭后就分手了。
1月17日我就打出有关稿件，发给《维权网》。
1月20日晚上，到西安讨工钱的一位民工打电话给我说，县上有关人员说，文章在国外媒体刊登了，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求我把文章撤下来。我说文章报道的情况都是我反复询问记录的，都有依据，有什么政治问题？披露事实是公民的权利，新闻无国界。文章已经刊登了，泼出去的水，怎么收回？他匆匆挂了电话。
袁警官问我：“你写这个文章，有没有失实的地方？”
我说：“我写的情况都有依据，都有出处。”
袁警官紧接着问：“那你文章中写的延川县拖欠工程款总共有200亿元，这个数字哪里来的？”
我说：“这是当天晚上，再次见到讨工钱的民工，他们叫我看了那个《统计表》，我叫民工算出来的。”
袁警官又接着问：“你就没有对这个数据再核实吗？”
我说：“我怎么再核实？已经有了出处了么。你们如果认为这个数据不对，那你告诉我正确的数据是多少。我很注重新闻事实的准确性。”
袁警官说这个数据不能告诉我，又问：“你知道《维权网》是在哪里注册的？”
我说：“不知道。”
整个讯问都是袁警官提问、笔录。
在整个讯问过程中，我反复说：延川县这么严重地拖欠工程款，你们警方没有立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反而对讨工钱、向我介绍情况的民工威胁、追查，对我进行讯问，这是什么道理嘛？！你们今天出面提的这些问题，本不需要警方出面提出，即便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准确之处，叫延川县有关单位，如美丽办出面在媒体上澄清一下就行了么。宣传机器完全操纵在党和政府手里么。延川县公安局动用刑警立案查办，就成了动用国家的强制手段对付讨工钱的民工，就构成了对公民基本权利、新闻自由的侵犯。就像最近武汉警方训诫张文亮医生一样，颠倒是非，掩盖疫情，严重侵犯了张文亮等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事出之后，面对全国的质问声讨，武汉有关部门和警方还说：“我们没有对李文亮怎么样嘛。”你们今天对我质问的回答跟武汉有关部门和警方的话一样，也说“没有对民工、对你怎么样嘛”。你们还要怎么样，才算是“怎么样”了?
我阅过《询问笔录》后，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马晓明
2020年3月24日
附本网刊登的新闻稿:
延川县搞“美丽乡村”工程严重拖欠民工工钱
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下乡插队当农民的地方，近些年到梁家河参观的各地干部和游客越来越多，延川县委县政府于是大规模地搞了一个“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美化道路及两旁的村容村貌。习近平总书记还在2018年冬天，携夫人重回梁家河视察。不知习总书记知道不知道，延川县政府严重拖欠我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民工工钱的情况？
2017年，我们到延川县贾家坪镇马家湾村参加政府实施的 “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当时镇政府说好，以每月的工程进度给我们发工钱。我们干的活儿主要是整饰村民的窑洞、重砌院落围墙、建新大门、种花草、硬化道路、维修水渠、平整河滩、砌河堤等。政府一直没有按工程进度每月给我们发工钱，到2018年农历12月底，给我们应发的工钱一毛未付，共欠我们100多民工工钱200多万元。不知国家的有关拨款和当地政府的预算款哪里去了？我们讨要多次分文未得，到县政府上访，被带到县劳动监察大队。县劳动监察大队留了我们所有人的卡号、《身份证》复印件及工资表，答复说：赶过年给结清所有工资。可让人寒心的是，到2019年年底，临近过年就剩二十多天了，政府还没有处理拖欠我们工钱的问题，对我们一再地欺骗。
为拖欠我们工钱的问题，我们集体到延川县政府上访过4次，2019年和2020年到延安市政府各上访过1次。2020年1月15日，我们再次集体到延安市政府上访，接访人员叫我们登记后，再就没人管了。我们于是直接到西安，向陕西省政府信访接待室递交了我们的《联名上访信》。2020年1月16日，延川县政府信访局和公安局的官员到了省政府信访局，叫我们回延川，回去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不答应。我们受的欺骗太多了，县委县政府如果确实有诚意，就在省政府信访办当着信访接待官员的面，拿出给我们支付工钱的具体方案。县上来的官员没有答应，并说不回去就押回去拘留。这样我们就更不能回去了， 1月17日继续在陕西省政府上访。
在延川县，被严重拖欠工钱的问题远远不止我们这一起。据我们知道的情况，仅在贾家坪镇，诸如“美丽乡村建设工程”这类的工程项目就有64个，政府虚报拖欠的工程款有1461万多元，实际上拖欠的工程款有三个亿。全县拖欠的这类工程款超过200亿元，讨要工程款的企业和个人很多。
我们不指靠政府的扶持，只要求政府把我们的血汗钱给我们。国家退耕还林，我们农民早就没有其它收入了，就靠打工养家糊口，如今三年没拿到我们做工的工钱，现在一家温饱问题都难解决，如得不到切实处理，我们将继续向上级有关机构反映。
全体上访的务工人员
2020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