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江古流
2020年4月19日，据维权网报道称，3月12日，湖北省应城市维权人士曾春智女士因抗议封城期间物业给居民生活物资配送价格过高而组织居民维权，结果遭到当局打击报复，于4月9日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4月17日被应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应城属于湖北孝感，从感染人数上讲，孝感是名列前茅的重灾区。在城市封控期间，跟湖北省内其它城市一样，这里的民众采购生活物资困难重重。历史上，这里是一个以孝闻名的地方，因为有关于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令不少人心驰神往。然而，当新冠肺炎病毒袭来，这里乱象丛生，在生活物资配送方面，民众怨声载道。
应城市海山小区现有业主3689户，共计8012人，疫情期间，先后确诊8人，隔离密切接触者41人。为此，当地政府对该小区进行严密封控。作为小区居民，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和对遏制病毒的期待，一般都愿意配合政府足不出户。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则应该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满足其物资配送需求。
在大陆各个城市，一般的商品房小区都配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一般从属于开发商，而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都有勾结。即便物业管理再怎么不规范，广大业主想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来限制或驱逐管理人员，也于事无补。一些小区，开发商甚至还有黑恶背景，他们组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不是以服务者的身份自居，而是对业主趾高气扬，收费分文不少，服务一塌糊涂。
在疫情封控期间，因为趁火打劫，从高价菜当中渔利的物业公司数不胜数。3月25日，正当其它湖北城市已经逐渐解除封控之际，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道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向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留言反映，据居委会介绍，和平街道将社区生活采购指派给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物业公司，菜价是封控前的三倍。高菜价使得每家每户每天买菜最少要多支出10元，其中，东方雅园小区共8772户，不算正常利润，仅高出的部分，每天收入最少8万元，两个月60天约500万元。该留言至今未获得回复，官方是否跟进处理不得而知。
现年45岁的曾春智作为小区的一员，平时都是遵纪守法的楷模。可是，面对不规范的物业管理和高价配送的生活物资，她和其他居民倍感愤怒，其后，在她的带领下，于3月12日晚，和亲友及业主近百人在小区聚集，并高喊“海山物业下课，解散业委会”等口号，抗议物业利用疫情强取豪夺。
值得注意的是，曾春智并未在抗疫活动过后立即被当地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孝感市区和应城市区解封的日期均为3月15日。在半个月后的3月27日曾女士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尚未获释，4月9日被转为刑事拘留。群体事件，正常情况下，如果的确触犯了法律，当地警方在第一时间就会对曾春智这样的带头人采取行动，延缓半个月，最大的可能是，警方开始并不打算处理此事，其后，在物业公司的撺掇下，加上此事被外媒所关注，相关视频被广为传播，故必须“枪打出头鸟”。
最终，曾春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被拘捕。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口袋罪”，它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线上批评、线下抗议均可以以涉嫌该罪采取强制措施。曾春智带领小区居民抗议物业管理不规范和生活物资配送价格过高，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地政府能以此为契机，迅速介入。官方本应根据事实处理物业公司和安抚居民，可是，偏偏要将曾春智投入大牢，这是违背道德和法治精神的倒行逆施之举。
就在曾春智被检察院正式批捕的当天，武汉官方大幅“修正”新冠肺炎死亡数据，死亡人数上调了近50%。当地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截至4月16日晚，武汉的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这让武汉全市的累计确诊人数上升至50333人，死亡数据则猛然上升至3869人。此举无异于自扇耳光，漏报的比例如此之大，绝非工作失误所能解释，只能说当局一直都在试图隐瞒。当局选择在此时此刻“修正”数据，或许跟三个因素有关，一是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正常死亡率比武汉的“死亡率”高得多；二是国际社会集体控诉中国隐瞒疫情；三是解封后民间调查可能还原疫情真相。湖北“修正”武汉死亡数据，可能不是出于自觉，或为高层指示的结果。
虽然数据得到“修正”，可是，对于公众和外界而言，最终数据依然不可信，这只能算是中国当局对公众、对国际社会虚与委蛇的权宜之举。因为根据此前的官方媒体报道，仅仅武昌殡仪馆，在清明节前的半个月，每天向新冠肺炎死者家属发放500个骨灰盒，总计就不下6000人。有人据此推算，武汉全市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在3万人左右。
此前，一度亲临武昌殡仪馆的公民记者方斌，因为通过实地探访，以视频的方式来证实死亡人数远比官方通报的数据要大，结果被警方控制。公民记者李泽华也曾前往汉口殡仪馆，结局一样。直至现在，方斌、陈秋实两位站在一线的公民记者仍然处于失联状态，他们的境遇并未随着武汉官方对死亡数据的“修正”而改变，李泽华则在失联日久获释后于4月22日首度向外界发声。
3月7日，来自中国九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成立了“新冠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为在中国境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感染者及医护人员家属的索赔行动提供法律谘询，以抚慰逝者家属，希望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挽回损失和减轻伤痛。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死亡者家属聘请律师展开维权行动，显然，家属受到了压力，即便有人敢于诉诸法律，法院也未必受理，代理律师也可能遭到当局打压，被警告甚至吊销律师执照。
该顾问团在一篇声明中指出，由于政府部门前期迟迟不公开所掌握的“人传染人”疫情信息，导致民众没有及时采取防疫措施，造成大规模传染。据声明说，“后继产生连锁反应，医院床位不足、医疗和防疫物资不足、隔离场所不足等，加剧了传染几率，让更多的健康人士和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出现‘灭门’惨案，所以应当赔偿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
顾问团希望，通过责任单位的赔偿，能够给逝者家属一些抚慰，同时也督促政府承担责任并吸取防疫教训，推动中国防疫事业的进步，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其实，早在1月20日，谢燕益律师就以公民的身份向国家及武汉市卫健委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公开新冠肺炎相关信息。可是，此事至今无果，足见专制统治下卫健部门蔑视“信息公开条例”的权力傲慢。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次横扫中国、施虐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天灾更是人祸。我们看到官方隐蔽疫情讯息，打压言论自由，让原本紧张的官民矛盾更进一步恶化，当局的公信力继续一落千丈，进入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但与此同时，外界也看到了从方斌、曾春智乃至顾问团等人，在风雨飘摇之际，仍然仗义直言，挺身而出爲民请命，这是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希望。
202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