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两会前提岀修改宪法的建议；为多位709律师辩护与代理；代理人权、信仰类案件，失去自由。现在，第三个两会都召开了，仍然被关押中。余文生案件在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至今没有判决。一直不确定余文生被关在哪里？有没有遭到酷刑？他的身体现在怎么样？更不知道他还会被关押多久？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余文生律师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余文生律师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离休老干部，在陆军、海军、空军都工作过，后来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工作，再后来做外事接待工作。
因为工作性质，父亲需要看很多报纸，白天看不完，经常会把很多报纸拿回家看，余文生在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先进地方的报纸，先是看图，后来看字。
余文生出生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成长在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的一个大院长大，那个大院里面住着当时的国家副总理，余文生他小时候会跟副总理一起排队买肉馅，还看到过大院里的一些领导夫人吵架。
我是2002年和余文生结婚的，他跟我聊天时说过，他的父亲如果去中南海，门口的人都会很客气的把父亲接进去。当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高，余文生父亲的级别不高、很普通，是因为余文生父亲的资历老。解放前参加过打仗。属于离休老干部。
在2014年之前，有很多次，北京市的领导和中央的领导都有去家里看望过余文生的父亲。父母和我们不住一起，每次领导去家之前，母亲就会给余文生打电话说：小文啊，明天你带着许艳回来一趟，谁谁谁领导要来家里。
因为领导们是为了表示对离休老干部的关心与尊重，对两位老人都很客气，让老人做在上面，每次还要让老人说说意见。而他们毕竟是很高的领导，母亲每次让我们回去，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我回去，有人给领导沏茶倒水的。
不过，余文生律师的家庭，就是一个老百姓，一个领导也不认识，那些在位的领导，只不过是看望关心老同志的一个工作，走后，领导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曾经见过谁了。
在2014年，余文生、我、孩子，还被带到人民大会堂里看演出，我记得那次演的是一个歌舞剧，《敦煌石窟》。
所以，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可能让余文生有三点比较特别：
一方面，他特别的注重饮食，在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他们家就可以吃到黄豆、奶糖、带鱼、坚果等很多好吃的。我认识他以后，我知道，他一直很在意吃的，余文生很爱吃牛肉、坚果、鱼、豆制品、牛奶、奶酪、水果。他还注重每天摄取食物的品种数量，以前在家时，经常会数，我们今天共摄取了多少种食物，有没有达到科学规定的标准。
另一方面，让他很小就有机会看到什么是法治、文明、先进。
再有，可能是成长环境原因，让他的观念里没有官员与百姓等级概念。可能得罪领导他都不知道。
余文生是1999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在2014年之前主要做民商事案件，但他每年安排自己必须至少做一至两个公益案件，他的说法是回馈社会。后来，他代理到一些信仰、访民、拆迁、人权类案件，那时的余文生，看到了一些弱势群体的遭遇，对于一直生活比较优越的余文生，帮助他们的公益之心可能更加强烈；他也看到了公检法看守所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例如：不让律师会见。
2014年，余文生律师代理一个举牌支持香港占中的当事人，当事人定的是寻衅滋事，依法应该让律师会见，结果看守所不让，他坚持要求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也被抓捕，关了99天，遭到酷刑，回家12天就严重到必须去医院做了手术，而他在进看守所时的体检和当年的律师协会的体检中，身体都没有那个问题。
2014年，余文生从没有收到国保、警察的见面，连律协司法局都没有约谈过。香港占中，像一个大馅饼一样，一下砸到了余文生律师头上。从2014年至今，余文生律师从没有停止被打压迫害，而且是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
先是北京市司法局，单独出文件，不让他年检一年；然后在代理709过程中，多次被约谈、恐吓、传唤；然后在律师执业证上下文章，注销他的律师执业证；然后是抓捕。
因为余文生做律师工作依法依规，从没有闹庭、没有投诉情形。于是司法局国保，通过施压让原律师事务所解聘、施压不让新所接受他的方式，注销了他的律师执业证。
当时6个月期满的最后一天，我们俩基本一夜没有睡，早晨约5点，我推推他，说：可能主任忘了时间，我和你一起去单位，求一下律师事务所主任，让他取回解聘手续，这样，就可以让时间延续，否则律师证就要被注销了！他告诉我，主任很聪明，他记日期也比我们清楚，如果他能保，不用去找，他没有那么做，现在去求他也没有用的。我一想，是啊，14年余律师失去自由，主任每个关键时期点都记得，他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他又说：现在要保住主任不用出事、保住律师事务所不要出事。我听后，坐在床边哇哇大哭，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在想着别人。他躺在床上装睡。
我们就这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律师证被政府注销、看着他的律师执业道路被断送、看着家庭的饭碗被砸了。
还没有结束，更残酷的是，它们把饭碗砸了后，依旧没有解气，然后又抓捕了余文生律师。至今已经失去自由约900天，一次也没有让辩护律师和我见他。余文生900天被与世隔绝、生死未卜、案件久拖不判。
目前案件的情况与我的诉求：
余文生律师已经失去自由约900天，被秘密开庭后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至今没有判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判。属于严重违法的超期羁押，也是极其残酷与不人道对待行为。
我现在的诉求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依法作出判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余文生律师案被剥夺的法律权利包括：
剥夺律师会见权
剥夺家属知情权
非法异地关押
案件没有立案信息，暗箱操作
不给法律手续，
剥夺通信权、购物权
人被关在哪里不确定，生死未卜
违法秘密开庭
严重超期羁押，久拖不决
找不到办案人员，依法应该告知的情形，从未告诉。
我的维权工作与对我的迫害：
2年半，我和律师，到达各部门现场约60次，全部不让会见和单位大门进不去。我写了约300封材料，一封回复都没有。
我在维权过程中，被警察传唤到派出所3次，让我脱光衣服检查、让我做老虎椅并把扣上、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家被搜查5次。多次被限制出门，长期被安保。
请求国际帮助事项：
1、请大家理解，我家庭的遭遇，绝对不是一个个案问题，余文生律师如此多的法律权利不被保障，我家庭努力到竭尽所能都没有用，这样的无能为力，就可能发生在任何人、任何集体身上。
2、请求国际国家、国家人士，伸出正义之手，明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对余文生律师案作出判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3、请求国际官员、国际人士，伸出人道主义救援之手，帮助尽快明确向中国政府要求：要去会见余文生律师，去确认余文生的生死、确认余文生有没有遭到酷刑、确认余文生有没有，像中国政府常说的一样依法保障权利。
要求中国政府事项：
1、北京市，徐州市公职人员有说过，它们决定不了，一直在等通知。请有决定权的领导，立即作出决定，下面如果等不到通知，可能会一直拖延下去的。这对余文生，对我的家庭，不公平。也是对法治的践踏。
2、请余文生案办案法官刘明伟法官、办案检察官李清泉检察官、办案警察北京国保队长陆凯、徐州国保队长宋某，如果等不到通知，自己依法作出决定，毕竟现在中国法律规定，案件终身负责制，你们是直接办案人员，请你们能从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从良知、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尽快作出一个问心无愧、对得起法治的判决。
3、如果政府不在乎法治，案件就是要久拖不判，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真的一点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我祈祷中国的法律，能在余文生律师案上让法治公平公义得以彰显，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最后，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与帮助。道路虽难，不放弃梦想与努力。谢谢大家。
许艳（余文生律师妻子）
202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