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何太急
今年的6月26日是第23个“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酷刑的恶毒用意是摧毁人的意志，值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我敦促所有国家杜绝行为人逍遥法外的现象，铲除这种应予谴责的无视我们共同人性的行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87年6月26日生效。次年，中国就加入到了该公约。然而，当时光的车轮驶过了32年之后，这块土地上酷刑逼供的现象依然泛滥成灾。就在2020年“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的前几天，已经获释的人权律师王全璋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披露，当局为迫使他认罪，在监狱里对他实施了酷刑。
王全璋律师表示，他每天24小时都在两名武警的监视下被关押在一间约20平方米的牢房当中，他被禁止在睡觉时翻身。有一次，他被命令举起双手指空罚站15个小时，当他放下双手时，他被看守人员大骂“叛徒”。王全璋说，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甚至无法站立几分钟。
报道中还说，在2018年12月的一次闭门审判中，王全璋向法官质问“你所谓的依法治国是什么意思？”刚说完，他就被像“猪”一样地按倒在地。当王全璋尝试对他的判决提出上诉时，一名司法官员曾威胁他将刑期延长至8年。王全璋表示，“我的案件证明了中国的司法程序是草率的。破坏法律的是公安、检察官和法院当局。”
王全璋律师遭受的显然属于“隐形”酷刑，这类酷刑在受害人身上往往没有留下明显的伤痕。不过，不是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往往挺不过去，很多人最终是屈刑成招，把自己做的事情认了，警察栽赃陷害的事情也认了。不计其数的冤案当中，受害人基本上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酷刑逼供。
自古以来，酷刑就从未绝迹。在中国古代，律书明文规定，如果嫌疑人不认罪，可以依法施用酷刑，刑部等机构还为此专门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刑具。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了不少国家的文明象征，而酷刑的现象也逐渐受到法律拘束。不过，放眼世界，没有杜绝酷刑的国家依然存在，而这些国家以专制国家居多。如中国、朝鲜等等。虽然中国早已加入相关国际公约，但酷刑的使用一直都非常普遍，时至今日情况仍然非常严重，王全璋律师的遭遇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还有数不胜数的酷刑逼供情形未公之于众。
在中国，根据获释人员的反馈情况看，酷刑相比于以往有一定的收敛，酷刑逼供在官方的法律文件中已经被明令禁止。过去，只要涉嫌违法犯罪，被抓进派出所，有理无理都会被警察拳打脚踢。现在，这种情况减少了。不过，如果涉嫌人拒不认罪，或者是拒不供出同伙，那么，警察闭门动用刑讯逼供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
除了上述酷刑逼供方式之外，警察还会安排牢头对囚犯进行殴打。虽然现在监控设备普及，在中国的看守所当中，监控探头也随处可见，审讯室也装有这种设备。一般而言，要对一名被关押人员施加酷刑，在有探头的场所很容易被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酷刑因此得到禁止。一些政治犯或者涉黑人员，在被抓捕过后不一定立马送往看守所，有时候会关押在派出所或者其它秘密场所，而这些地方，警察可以胡作非为，让你生不如死。另外，摄像头并非无死角的，要让涉嫌人屈服，牢头可以把人拉到死角，三天两头地殴打，直到服服帖帖为止。在看守所里面，牢头殴打被关押人员的情况依然非常普遍，有些是自主行为，有些则是警方授意。
据台湾《自由时报》（2020年6月19日）报道称，安徽省一名基督徒2012年因教获罪遭重判7年，去年底出狱后向外媒披露在监狱中受到的种种酷刑与非人折磨。基督徒祁强（化名）于2012年12月传福音时被警察逮捕，为从他口中逼出教会与其他信徒的资料，恶警在严冬中于室外接连对他实施“加砖背铐”、“冻刑”等酷刑。
该报道指称，警方采用的加砖背铐酷刑是将他的双手合并铐于身后，让他的身体呈弓形，接着再于他的后背及手铐中间陆续塞砖头，最多加至4块。冻刑则是在严冬中逼其脱去衣物，接着取湿布在他身上擦水，并淋上雪水。由于祁强坚持拒绝供出他人，警方又将他拖回审讯室，点烟恐吓烧其下体，接着还取出皮带狠狠抽打，直至皮带断掉，接着又扇他巴掌、往他脸上抹芥末，还把他绑在恶名昭彰的老虎凳上，他当时“简直想一死了之”。
祁强在看守所中被关了两年多，一直不肯供出他人。法院最终在2015年4月将其重判7年徒刑，当他被关入监狱后，又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祁强自述，由于他始终不愿写悔过书放弃信仰，狱方便对其施加极端粗重劳役等身心折磨，并把他关进禁闭室15日，禁闭期间双手双脚被固定在地上的手铐脚镣铐住，全身只得硬挺挺的坐着，每日24小时有4人轮流看守。祁强说：“当我出来后都已经不成人形了，这禁闭室是人人都害怕的地方”。
另据“民生观察”2020年6月19日报道，四川访民在过去十年间多次到北京上访，先后被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多次，累计失去自由总共308天，限制自由一年，关押黑监狱30天。期间她遭受过刑讯逼供，脚镣手铐，双手背拷。威胁绑架，制造车祸，暴力恐吓，腐烂食物，有病不医。在关押期间经常睡在潮湿的地上没有棉絮，冬天只给一床夏天的薄凉被。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2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期间有一场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发言说，中国曾六次提交《禁止酷刑公约》履约报告，另外，在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等多部法律法规都对禁止酷刑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严禁刑讯逼供。
但讽刺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国际上吹嘘自己在减少酷刑逼供现象的努力，另一方面却在司法追究施酷刑者罪责方面软弱无力，甚至变相放任行刑逼供。对一些大案要案，警方出于破案和立功的动机，在办案过程当中使用酷刑逼供以翘开犯罪嫌疑人的口。高层单位只求速战速决，提升自己的功绩，对基层的作法，即使不是亲力授意，也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酷刑虽然普遍存在，但官官相护，地方公安机关不可能如实上报，酷刑情况也就很难被公开。加上受害者难以提供确凿的酷刑逼供证据，法院也不会因为被告庭审时翻供而轻意重新启动调查程序或从轻发落。一些遭受酷刑的受害人在获得自由前被严厉警告不准泄露被酷刑的细节。因次，酷刑现象自然层出不穷、大行其道。
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权环境持续恶化，对各类人士的打压更为严厉。而新闻媒体和敢言人士则噤若寒蝉。对酷刑现象，最多只能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敢公开报道和评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中国大陆彻底杜绝酷刑逼供，恐怕遥遥无期。
202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