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张天路
近来颇具讽刺的一个怪象是，官方自相矛盾地一方面为了复工复产的维稳需要大肆鼓吹抗疫成绩，要民众大胆地重上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又以“疫情严重”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在押良心犯。
众所皆知，在中国大陆，即便在非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和期间，家属与律师要申请会见和探视被羁押的良心犯，历来十分困难，常常受到办案人员、看守所和监狱管理者的百般刁难。而今，这些部门更是明火执仗，以“防疫”为名、行剥夺良心犯合法权益之实。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被办案人员和狱方以“防疫”为名，拒绝律师和家属会见的良心犯至少有四川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湖北武汉民主人士秦永敏、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藏族维权人士扎西·旺楚克、沈阳人权女律师李昱函、云南维权公民徐昆、人权艺术家追魂、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律师郝劲松、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以及湖南人权活动人士谢文飞等人。人权律师王全章4月刑满获释后被强行隔离两周。
其中最为荒诞、有失人道的一例，是拒绝黄琦的病重高龄的母亲探监。黄琦在2019年1月经法院秘密审判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目前正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但自2016年起已历4年之久，他87岁的母亲蒲文清便再也没有见过他，所有合法合理的会见要求均未获许可。疫情爆发以来，黄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非常担心自己生前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一面。今年4月25日，蒲文清女士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谈到她曾希望在黄琦2019年12月转移至巴中监狱的两个月后去探望他。然而，由于疫情爆发，探望被取消。此后，她的诉求一概被拒，至今，狱方没有进一步回复，不知她何时可以见到黄琦。
湖北民主人士秦永敏，2018年7月被重判入狱13年，关押于潜江广华监狱。由于疫情，其妻赵素丽也长时间不让探视。国保甚至与她谈话，要求她不要与外界联系。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赵素利单独在武汉度过春节，封小区过后，赵素丽无法外出。秦永敏的兄长表示，疫情过后，家人没接到他任何信件或消息，不清楚他的近况。
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与丈夫许建军在2019年3月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家被查抄，涉嫌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主要“罪证”是聚集举牌、拉横幅、网上言论等。她被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新的代理律师虽然按照程序预约会见，但所方以疫情期间每个阶段只能会见一次为由，拒绝新的代理律师会见。看守所方称这是因应疫情的最新规定，但吴律师认为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办理其他普通案件的律师透露，在疫病期间，很多地方并无类似的规定，律师要会见当事人是可以得到许可的，只是手续比平常麻烦很多而已。而家属会见，虽然也被严格控制，但也并非完全不能。如果监狱方实在担心病毒传播，也可以采用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未必真的得零距离接触。对良心犯实行的一律拒绝会见，既违背法律，也有失人道。
“依法治国”的口号被当局喊得越发响亮，拒绝律师和家属依法会见、剥夺司法权越发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显然，之所以拒绝律师和家属会见黄琦、秦永敏、陈建芳等良心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对他们施行的是法外政治迫害。然而，当局为了维持“依法治国”的美丽谎言，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挂上了“防疫”之面具。
律师被拒绝会见、家属不让探访，这不禁让人对这些良心犯在“黑洞”里的处境大起疑窦。家属完全有理由担心亲人在里面遭到非人待遇，或者办案和监狱管理单位对疫情有所隐瞒，不敢让外界得知真相。
无论如何，狱方一再推托塞责，捍拒家属、律师会见的要求，不仅侵害了当事者的公正司法人权，更严重戕毒中国领导人设法树立的“法治中国”的形象。当局应该倾听律师、家属以及民间的声音，切实保障当事人、律师、家属的的合法权益，否则，“依法治国”则真的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而已。
202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