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张依纯
圣诞节前，安徽省阜南县基督教教堂案二审开审，经阜阳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认为阜南县法院“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一审当中，该教堂的主任牧师孙永耀获刑三年半，会堂主任耿宜敏则获刑三年。而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伯利恒教会主任牧师赵怀国案在10月13日庭审后，法院至今未宣判。
在中国，只要基督教教会或牧师或信仰者触碰了当局的敏感神经，就会被打入另册，教会负责人和骨干就可能遭遇骚扰，甚至被以各式各样的罪名抓捕入狱。如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牧师王怡，以及前文所述的几位。事实上，全国在2019-2020年被抓捕的基督徒数量可能比外界所了解的要多。每个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一个分支专管教会，由于一些教会和外界缺少联系，所以一旦东窗事发，很难为外界所知。据专门关注宗教信仰自由的意大利《寒冬》杂志披露，今年仅在疫情期间，被抓捕的全能神信徒就达到1634人。法广援引全能神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被抓捕的信徒共计6132人，其中1355人遭判刑，有19人被迫害致死。
因为基督徒数量剧增，以及商家借助圣诞节来促销，近二十年来，这个节日逐渐融入中国，不再仅仅是基督徒的特别节日。很多无信仰的青年群体，都跟着过节。在每年的平安夜，一些大城市的部分商业场所甚至通宵营业，为了方便顾客出行，官方的公交公司甚至将收班时间大大后延。今年，官方开展了禁止过圣诞节的宣传活动，一些大型商超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不允许进行与圣诞节相关的宣传、布景以及相关的促销活动，官员更不允许参加圣诞节聚会。《圣经》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书籍，在中国的一些电商平台上，以前可以直接网购，但是，两年前开始下架。深圳基督徒赖晋强因为传播《圣经》，今年被指控非法经营罪。
据中国国新办在两年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已经达到3800多万之巨。众所周知，在这个偌大的国家还存在着大量未经官方注册的家庭教会，又称地下教会。这些教会试图独立于官方，坚持信仰的纯正。所以，基督徒在中国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具体有多少，可谓众说纷纭。在宗教无法真正自由，并随时面临打压的情况下，教会被迫进入地下，要想得到贴近实况的数据非常难。照此趋势，基督徒的数量很快会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迅速，当局认为它对掌控政权构成一种极大的威胁。
对于民间教会的活动，当局尤其恐惧。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甚至会安插眼线进去，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教会活动。当然，只要不涉足“敏感”话题或者在讲道和团体活动时不表现任何与官方的对抗，警方就不会过于干涉，但肯定会派人密切监视，一旦牧师有出格的言论，教会有出格的举动，聚会就可能遭遇警方的阻力，教会被查封，甚至抓捕负责人。
最近几年，一些民间大型教会的教堂和十字架被强制性拆除，部分教会的负责人被抓捕。2016年浙江省就开始拆除教会的十字架。2018年，在中国又有数千个十字架被拆除，数百个教会被关闭，特别是在浙江和河南。在北京、山西和成都，2018年也发生大规模、有影响力的教会被关闭事件。
如今，只要是规模较大的教会，官方都会要求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是实现对其远程监控，只要牧师和信徒有出格的言行，就能迅速锁定证据，对其进行惩罚。2018年9月，1500余人的北京锡安教会因拒绝安装监控摄像头遭取缔，官方给出的理由为：“该教会是未经批准的团体、在未经注册的地点非法聚会”。
2018年2月1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教会受到的具体影响包括：基督教幼儿园、儿童圣经课程要关闭、夏令营被取消，教会要在门口贴告示禁止未成年人参加聚会。同年3月，中国官方的基督教两会公布《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其中要求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同中国发展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等。如今，宗教工作已经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国家宗教事务局已经并入统战部。这一举动显示，当局对于宗教的重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
总之，在中国基督教信仰自由度仍然受到严酷限制。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当局对基督教的打压越来越严厉，最近这两三年打压比以往更为严厉。当局或许能容忍零星的民间教会存在，一旦规模过大，信徒过多，并且有身份“敏感”的异议人士加入，就会面临被取缔和压制。以前的北京方舟教会和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被取缔，均是例证。一系列高压政策和严酷宗教迫害案例表明，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遏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对已经存在的民间教会，也会加强监管，使其无法继续壮大、并且迫使其按照官方的掌控来运作。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一样，虽然是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之下，这些权利受到严重压制。
2020年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