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8日下午，我在陈明玉和吴菊芳的陪同下去北京丰台区洋桥派出所，询问因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被打伤后报案是否立案的情况，警号为003427的警察出来口头告知我，案件已经移交我户口所在地昆山公安局新镇派出所了。我质问他，我被打伤打残是在北京，在北京报案，为何案件要移交给昆山？就算移交请给我书面答复。他说没有书面的，只是口头告知，然后就进去了。
我在派出所用手机打北京和丰台公安局的警务督察反应情况，又给北京12345反映，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案发地是北京，报案也在北京，北京警方依据什么法律把案件移交给涉嫌作案的昆山警方？难不成北京警方就是保护昆山黑恶势力的打手的？
王和英：手机18210898908 2021年1月2日
案件回顾：
2019年2月24号我在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公交车站，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架住两只胳膊并强行推进旁边停好的中巴车里，同时抢走了我手里的包，那些人我当时只认识村里的村长唐辉。
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南站附近的丰台区洋桥店合家宾馆大门外，这时又换上来五个身手矫健的陌生人，把先前那些人都赶下车。他们看上去像便衣警察或是雇佣的黑保安。反正不像普通人，上来之后就打我，其中两个人左右两边摁着我的胳膊，还是让我一动不能动，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恶狠狠用尽全力打我一耳光，当时就把我打蒙了，只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欲裂，左耳嗡嗡响。接着就是对着我的肚子猛踹了一脚，这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过后回到家看到肚子上一大块淤青，好多天才消下去。
打完之后再把先前的那些人叫过来，换了一辆14人座的中巴车（车牌号是京EM9805）。
车上共有十个人押送我，车子连夜赶回昆山，25日凌晨三点左右把我送回政府安排的屋子呆着，门外有人看守，手机和身份证都没有还给我。
25日我就借用我表妹手机向北京警方报案，可北京警方让我本人去北京才行。怎奈当时我没有身份证，更无人身自由。
报警后第二天，昆山市政府就派人强行把我押进一辆用报纸糊起来的车子上，几个人再用黑伞挡在前面，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送进没有窗子的宾馆里。
在宾馆里每天有十来个人分两班倒看守我，还在大门里面加了一把锁头，看守们出来进去都是开锁的。那些天天天下雨，难得晴天也不给晒被子，被打的头疼耳朵疼一直不好，再加潮湿等原因，留下后遗症。我二十多天出来后，4月3日到北京被打时的案发地（合家宾馆洋桥分店）报案，洋桥派出所出警后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让我去医院做鉴定后再去。
我去北京耳鼻喉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耳神经性聋。因头疼去北京协和医院被告知，诊断头疼最先进的仪器得预约几个月后，就没做。只是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
等我拿着耳聋诊断证明再去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只是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什么也不让我看，不给我做受案笔录，不给接受案件回执单，更不立案。洋桥派出所不理，我就多次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写监督执行申请书，今年九月我又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寄申请书，还亲自去分局递交了一份资料给分局的接待人员，但都石沉大海。
这次被打可能是因为关注苏州戈觉平和吴其和等，苏州公安局恼羞成怒借机报复我的可能性很大，此前虽然拘留劳教黑监狱等，但从来都是很温和地对待我，就没有挨打这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