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雷宏声
举报，这一典型的文革“群众运动”方式，目前在中国各大高校内蔚然成风。因为习近平君临天下过后政治氛围的急剧左转，加上对新闻言论的严厉管控，以及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学生心甘情愿地充当“小粉红”，除了自己高唱“主旋律”之外，还会对同校的师生言行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向相关领导举报，而领导担心事态扩大，往往不敢不处理，与此同时，校领导也会对教师的言论进行严格审查，以撇清关系，避免祸及吾身。
不久前，湖南城市学院教师李剑在给学生上课时，因为说了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结果被一李姓学生拍桌骂娘，其后再被举报。李剑遭到校方发文批判，被调到图书馆工作。
近几个月内，教师李剑的遭遇并非孤例，就在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学者资中筠和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赵思运也因言惹祸，前者被社科院美国所书记约谈，后者则被校方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尚不清楚两人是否遭到师生举报，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显示，现如今的各大高校对于师生的自由言论容忍度极低，只要感觉似乎与官方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不符，就可能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对高校的精辟论断。时至今日，此言仍然在激励着部分高校师生锐意进取，争做学术和道德上的巨人。然而，没有一个自由的学术和言论环境，这样的大师是极难孕育而出的。
在中共建政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让很多人习惯了做顺民，高校教育名存实亡。直到改革开放启动，高校教育才得以恢复，学术自由度也迅速放开。然而，经过“六四”大屠杀一幕后，政治对高校的控制越发严厉，至今，学术和言论自由在校园和学术机构里已经荡然无存。
各大高校历来均设有党委书记一职，这是当局要实现党领导一切的一部分。中国大陆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书记负责党务和干部管理工作并对学校的工作实行监督，学校的重大问题首先由校长办公会通过，然后报请党委会研究决定，这样的决策才会生效，最终发布只是以学校的名义来发布，不是以校党委的名义来进行发布。所以，从这些层面综合上来看，还是党委书记的权力更大，他才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因此，高校言行历来就须异常谨慎，但是，在言论环境持续恶化的今天，学者和教员更须如履薄冰。
前央视星光大道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因辱骂毛泽东遭解职事件过后，举报之风开始流行。 “言多必失”成为铁律，不管是高校教师在课堂上讲课还是在台上讲话，或是撰文著述，稍有不慎，就能被有心人字斟句酌地挑出一两段来，然后上纲上线地加以曲解。
就拿李剑来说，他在班上讲授《建筑文化概论》。整个过程，没有涉及政治，也无任何不当政治言论。在课堂中，主要因“日本人精益求精”一语，引发举报和后续。李剑称日本人精益求精，被校领导批判为“以偏概全”，因为不是所有日本人都精益求精，他对此感到很新奇。
10月16日，据资中筠的女儿透露，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书记约谈资中筠，给她念了三条错误：1、公然宣扬中共党史造假；2、大肆鼓吹宪政；3、《炎黄春秋》的会上说中共“十八大”没有新东西，只有两点与以往不同还是倒退的。无奈之下，资中筠只能供认不讳。将近九十岁高龄的资中筠，是体制内少有的不掩饰自己政治观点、不回避敏感社会问题、倡导自由民主制度的人，然而，因为要生存，因为不想连累子女，现如今，她不得不违心认错和保持缄默。
9月30日，在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副院长赵思运教授发表讲话。此后不久，校方下达文件，决定对赵思运教授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理由是在他的开学典礼致辞中有“个别不当用语”，“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可文件当中并没有指明赵思运的哪句话不当。显然，赵的言论被个别师生或者校领导认为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才会有这种处理结果。
赵思运教授在开学典礼讲话当中到底说了什么？从媒体刊登的致辞全文来看，他主要是对新生谈作为新时代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生，需要具备自律、尊重与尊严的文化素养，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任。很多网友表示，翻来覆去地读这篇开学典礼致辞，根本找不到所谓的“不当用语”。也有网友表示，可能是“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这句话惹了祸。
最近这些年，高校打击言论事件频发，且不谈最近两年的，仅仅在2017年到2018年两年间，相关案例就层出不穷，如：
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其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桔红“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妄议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师资格，开除其党籍。据称，翟桔红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
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青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许传青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对比。
2017年7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
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上述这些高校教师的年龄大多在40至50岁之间，属于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另外，还有年过花甲的高校教师因言获罪，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邓相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作出处理，称邓相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相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是年，邓相超62岁。
当下的高校言论环境与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如出一辙，只是，高校是教书育人之地，教师需要也拥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只要是人格稍微独立一点，思想稍微自由一点，勇气更为强大一点的教师，就更容易触雷，而这样的教师才是知识分子当中的脊梁，当脊梁被压垮，高校也就丧失了灵魂。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李剑、资中筠、赵思运，不是第一批受害者，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202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