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6日星期六

维权评论:强抢超生婴儿成“社会调剂”,政府为“计生”贩卖人口?


特约评论员:张天一

最近,广西全州的一封信访文件引发轩然大波。事发起因是,一位民众因为1990年缴不出超生罚款,未满一岁的儿子被计生干部强行抱走,他们盼有生之年能一家团聚。在628日向全州县信访局提出申诉的过程当中,全州县卫健局于71日公文回复,称当时是为了“社会调剂”,“没留存任何记录”,并“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上述文件的名称为“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此事一经《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便使得群情激愤。因为这一文件内容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地方政府在当年以“社会调剂”之名行贩卖人口之实。被“调剂”的婴儿在被强行抱走后,极有可能被官方卖给了有需求的人。为了避免被追责,所以,对这类案件均拒绝受理。

众所周知,中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就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胎化政策,并长期将其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造成了恒河沙数般的人间惨剧,无数的家庭被罚款,无数的超生者被关押或强行节育。更为凄惨的是胎儿到怀孕晚期仍然被强行堕胎,计划生育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

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地区执行力度上存在差异。有的地方政府表现得尤为残暴,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家乡山东临沂,一个东师古村的计生罪恶,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诸如全州这样强抱超生婴儿的情况在以前还闻所未闻,这一事件如同“铁链女”事件一样,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超越了当今世人的想象。

75日,《新京报》采访到当事人家属。据悉,这名被强行抱走的男孩叫邓小周,他的五姐邓海荣透露,他们的父母育有43女共7个小孩,出生于1989年的邓小周排行最小。根据当时的计生政策,乡政府和计生站要求父母缴罚款,但家里没钱,一些家具、电视和猪都被带走抵押。父亲曾借了几千元人民币,但仍未能交齐罚款。

邓海荣和她的大姐表示,19908月的一天,母亲和邓小周被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安排在全州一家旅店的二楼。当时任职于全州县安和乡计生站的高姓人员和几个人,把邓小周从母亲怀中夺走。根据全州卫健局引发关注的那份文件,邓小周父母举报的人名为“高丽君”。75日,全州的上级政府桂林官方以“不当处理信访”为由,将全州县卫健局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调查,并派出联合工作组调查。近日,当地政府和派出所都有人到邓家了解状况,镇政府人员承诺会帮忙协寻邓小周。

问题是,在全州县,和邓小周有相同遭遇的孩子还有多少?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全州,在其它地方也有人遭遇“调剂”人生。2014年,《中国青年报》报导“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2011年,《财新》杂志的“邵氏‘弃儿’”,分别揭露了在四川达州和湖南邵阳的同类故事。可以想象,在全国范围内,被“调剂”的人口数量恐怕相当庞大,只是,真实数据很难掌控,因为很多证据都被湮灭。

《经济观察报》75日发表的署名作者赵宏的评论《“调剂孩子”违法!卫健局通告更是对法治和生命的漠视》呼吁,政府应调查被“调剂”孩子的讯息,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当年因此失散的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就此事,大批的官方媒体发声,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相关家庭找回因为“调剂”而失散的人口,并对相关人员追责。然而,从桂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情况看,地方官员更希望处理的不是当年政府机构的“人贩子”,而是引发舆情的工作人员,有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之嫌。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YouTube710日的视频中指出,把超生的孩子,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父母的孩子抢走,这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下普遍的做法。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把人物化。把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没有针对人类的。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祸国殃民,残害中国民众数十年,这是中共灭绝人性政策中影响最广、危害至深的一项。计划生育在中国成为了另外一个禁忌议题,和文革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地揭发这件事情。”

“社会调剂”事件引发强烈反响,曾在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超生为由把被视为父母心上肉的小宝宝强行抱走,就是抢走。不难发现,尤其让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的是,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书明确表述的“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这一说法。

在一些微信群中,很多人不禁感叹:“还有这样邪恶的事情?超生户当年也太好说话了”。更多的人在追问:“被‘调剂’的孩子去哪儿了?应该给个说法”。还有人透露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止是全州有这样的事情。”维权记者上官云开在评论中表示:“处理此事应该法纪并进,查清所有事实,对当年乱作为,灭绝人性的官员,就是从棺材里扒出来也要追责,否则无法平息众怒”。评论员何思云认为,全州的抱婴事件操作比丰县“铁链女”事件更为邪恶,她的微信公众号“何思云说说”因为该文被封禁。

可以肯定的是,将超生的婴儿以“社会调剂”之名抱走,明显涉嫌贩卖人口,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则是有组织的贩卖人口集团。要彻底清算当年的计生罪恶可能很难,但是,对于这类罪大恶极的超越底线行为,当局不能在舆论的狂轰滥炸后就将其划上句点,而是应该在纠正政策的同时,严厉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协助家属找回失散者,尽可能地用国家赔偿等方式来还受害家庭一点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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