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余世充
3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诗歌日，遗憾的是，在中国，一批诗人却因为写诗而开罪官方，成为文字狱中的“罪人”，如诗人王藏、鲁扬，还有新疆女诗人女诗人古尔尼萨·伊明(Gulnisa Imin)等。在诗歌日来临之际，很多人对这些仍然系狱者表达了关注。
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也是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化、思想表达方式，在中国，还存在古体诗与新体诗之分，不过，不管是新体古体，都具有同样的功能。诗歌除了能抒发感情之外，还能批判现实和统治者。所以，从古至今，在缺乏自由与法治的时代，总会有诗人因言致祸，有的甚至丧命。
如清代早期的诗人、学者金圣叹，就因为吟出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而被雍正帝认为是诽谤大清，大逆不道，最终被判处斩立决。再往前追溯，宋代的诗人苏轼，因为乌台诗案，结果被关押数月，倘若不是因为当时政治的开明和政敌的大度，可能也会获刑。在历史上，因为写诗入狱的诗人很多，但是，除了清朝之外，其它朝代人数还是不多。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中共建立的红朝之后，因为诗文入狱的便多如牛毛，在反右、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因为写诗作文而入狱甚至被处死的难以计数。改革开放过后十多年之内，因为政治较为开明，所以，因诗因文获罪的人几乎没有。可是，以“六四”为分水岭，其后的江治时代，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文人墨客只要大胆敢言，就可能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类罪关押和判刑。
江治时代，被判刑的文人不少，这其中虽然也不乏诗人，但被抓捕的原因大致与写诗无关，等到胡温时代，因为写诗被判刑的诗人则大有人在，如浙江宁波诗人力虹、重庆彭水诗人秦中飞等。秦中飞仅仅因为一首诗《沁园春·彭水》被警方抓捕，此事经媒体曝光过后，当地警方才将其释放，案件还波及到100多名接收和转发该诗的人。力虹因诗和文获罪6年，最后在刑期未满的情况下被迫害致死。浙江诗人朱虞夫因为一首小诗声援“茉莉花革命”，结果被判刑7年。
到习近平时代，因为写诗被抓捕的人则更多，如湖南诗人徐琳，因为就黑龙江庆安县警察强杀访民徐纯合事件创作了一首《还原真相》的诗歌，结果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判处有期徒刑3年。诗人王藏、鲁扬，就因为用诗歌抨击政治，结果他和其中分别获刑4年和两年半。诗人鲁扬则被判刑6年，他一些列政治性的诗歌也成了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
诗人王藏在曾获得2008年“自由圣火”写作奖，他的代表作品有《厌恶空气》、《生命程序》、《人肉工厂》等短诗，也有《自焚》、《黑砖窑》、《“坦克混响‘尸’”》、《血色格桑花》、《没有墓碑的墓志铭》等众多的长诗与组诗。在《没有墓碑的墓志铭》中，王藏直指当局的种种谎言，更揭露了活摘器官、坦克人、“六四”死难者名单等敏感内容。正是因为他的笔耕不辍，持续令当局不快，所以，他便成了打击对象，锒铛入狱成为了他无法逃避的厄运。
中共当局为了稳控新疆，在新疆大规模开始集中营，对其视为刁民者进行限制人身自由式的教育，很多新疆维吾尔族的诗人对此举大为不满，纷纷作诗加以谴责，一大批维吾尔诗人因此被抓捕。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研究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帕尔哈提·吐尔逊；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新疆作家协会会员阿迪力·吐尼亚孜；新疆教育出版社维文教材编辑部副主任、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瓦依提江·吾斯曼；女教师女诗人古尔尼萨·伊明(Gulnisa Imin)等，他们除了工作身份之外，也是诗人，他们的作品被当局认为触犯了法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的第30届大会上将3月21日确定为“世界诗歌日”，希望是通过支持诗歌表达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得到聆听。然而，在中国，用诗歌表达并不自由，涂脂抹粉的诗歌和诗人可以大行其道，而独立敢言的诗人则一不小心就被认为触犯了法律，最后身陷囹圄。
在今天，让我们在庆祝诗歌日的同时，更应该给予那些因诗入狱的诗人以最大的关注，以各种方式对他们的家属以表示慰藉，对将司法当成玩具，随意以诗、以言治罪的当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但愿在今后，当局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给诗人及其他文人以广阔的表达空间。
2024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