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凯律师向成都市公安局110举报的录音）
一位成都女大学生因举报社区书记在图书馆赌博，在被带走的八年后，仍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里。
近期，于凯律师与杨晖律师就该事件前往相关单位沟通，然而，医院称“收治合法”却拿不出诊断证明，社区和派出所对送治原因“无可奉告”，民政局大门难进，市公安局推诿报案——徐欣蕊的八年，被困在制度的迷宫里。
2017年，徐欣蕊实名举报社区书记在公共图书馆赌博，三天后她被社区及派出所人员带走，未经任何诊断程序，直接送入成都德康精神病院。八年间，她被强制服用精神类药物，拒绝则遭捆绑、电击。
据医院内部人员透露，徐欣蕊“入院时就没病”。然而，当律师前往调查时，相关部门却集体沉默——医院拿不出诊断证明，社区全程“无可奉告”，派出所以“隐私”为由回避问题，民政局大门难进，市公安局推诿报案。
一、迷雾重重：徐欣蕊事件关键疑点
送治程序涉嫌严重违法。根据《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仅在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时，才应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强制住院治疗。
徐欣蕊入院前未经任何专业诊断，入院后也无公开、合法的鉴定程序。她作为社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送治主体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这些都不在《精神卫生法》第28条明确规定的送治主体范围内。
更令人质疑的是，徐欣蕊父母双亡，并无直系亲属，而医院长期坚持以“谁送治谁接回”为由拒绝让其出院，这一规定却毫无法律依据。
医院方面的回应难以自圆其说。2025年11月25日，当律师前往德康医院会见唐院长时，对方情绪激动，全面否认收治不合法、徐欣蕊已康复以及医院骗保的质疑。
唐院长声称徐欣蕊“有时候不给药吃就会犯病”，却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出示任何病历和诊断证明。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疑虑。
二、调查受阻：相关部门集体沉默
社区与派出所的“无可奉告”。律师随后前往石油社区，社区党委副书记和副主任参与沟通，在约40分钟的交流中，对所有实质性问题均以“无可奉告”回应。
无论是送医主体、徐欣蕊的工作关系，还是其举报社区书记赌博一事，社区方面始终保持沉默。这种全面的信息封锁，令本应透明的公共事务调查举步维艰。
公安部门的“隐私挡箭牌”。2025年11月26日，律师前往猛追湾派出所，希望了解当年送治情况。同时担任石油社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健警官在电话中询问律师是否有委托，得知是公民依法监督后，随即挂断电话。
曾洪帆副所长则一律以“涉及隐私不便回答”拒绝回应，甚至对“派出所是否参与了送医行为”这样的程序性问题也避而不谈。
民政局的“门难进”与市公安局的“推诿”。律师前往成都市民政局反映情况，却被门卫阻挡，连大门都未能进入。最终只能通过电话与慈善救助处一位魏姓工作人员沟通，对方承诺“向上级汇报”，但后续如何不得而知。
在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律师经历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内部请示后，被杜大队长推诿至属地派出所报案。而在草市街派出所，警方仍无法提供正式报案回执，一起涉及非法拘禁、诈骗和滥用职权的重大案件，竟无法完成立案程序。
《精神卫生法》第32条明确规定，徐欣蕊有权要求再次诊断与医学鉴定；第82条则赋予其提起诉讼的权利。然而，在相关部门集体沉默的情况下，这些法定权利难以实现。
三、呼吁成立联合调查组
鉴于徐欣蕊事件的复杂性和涉及部门的多样性，以及各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现状，我们呼吁成都市政府立即成立一个由成都市公安局、民政局、卫健委为主要成员的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八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少女步入中年，足以让希望变为绝望。徐欣蕊的父母双亡，没有亲属能为她奔走呼号，这不该成为她被困在精神病院的理由。唯有真相，才能还徐欣蕊以自由，还社会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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