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论坛：开放党禁，建设民主中国！

 


——驳中共中央统战部“没有必要组建新政党”的谬论

《零八宪章》论坛



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张献生在回答记者有关组建新党的问题时，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这真是一派胡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什么是“结社自由”？就是成立组织——包括组建政党的自由。这也就是说，自由组建政党是最高大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可笑的是统战部高官竟然如此赤裸裸地说出违背宪法的言论，这对主持制定中国宪法、目前正在庆祝九十“大寿”的执政党来说何止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再说统战部发言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请问广大求告无门的访民群体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杨佳们、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乃至于高智晟、刘晓波、刘贤斌、艾未未等人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难道广大人民不仅常被“代表”还不够，还要套上被“党”“涵盖”的外衣吗？真是睁着眼睛瞎嚷嚷！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尚未取得执政权、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阶段，总是大喊特喊“民主”、“自由”的。在1944年的3月12日，中共高官周恩来就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讲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有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明确提出“开放党禁”和“自由结社”的问题；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也明确谈到同样的问题，他对记者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喉舌”更是大量刊登与民主自由、结社组党有关的言论。

与此同时，四十年代包括民盟在内的各大民主党派也确实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1946年1月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在关于各党派代表席位的分配上，国民党代表仅占8人，其他则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民主党派的力量可见一斑。但遗憾的是，共产党在取得大陆执政权后便背信弃义，抛弃了自己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奋斗和追求。通过威逼利诱、阴谋阳谋等手段不仅取得了绝对垄断国家政权的地位，而且将另外八个在民国时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训练为唯唯诺诺、服服帖帖的“花瓶党”，还美其名曰“参政党”。至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结社不是被当做“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就是当做“颠覆”势力和“敌对势力”加以镇压，这不仅是人民的耻辱，也是“八大民主党派”的耻辱！不仅是“八大民主党派”的悲剧，也是国家和人民的悲剧！

实际上，共产党执政后所犯的所有错误，共产党执政后国家和人民所遭遇的所有苦难和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均是由于禁止人民组建政党造成的，均是由于共产党垄断政权造成的，我们可以拿铁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拿毛泽东时代来说，无论反右派、反右倾，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反右派打倒了55万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浩劫。中共元帅叶剑英曾经痛心的指出，“在十年文革中，有上亿人挨整”，好多家庭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前不久给上海交大师生“上党课”时还情不自禁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母亲被打倒入狱得精神分裂症；其身为中学生的妹妹在学校挨批斗自杀；俞正声悲伤的说：“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完全是独裁和专制的结果。假如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有组织平权政党的自由，俞正声的母亲不会挨斗入狱（江青也不会），他的小妹也不会在挨斗中自杀（邓朴方也不会残疾），他的家里也不会因政治原因死去那么多人——为什么？原因在于有自由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在其他政党的强大监督下，文化大革命充其量搞四年，也许连四个月也搞不下去，甚至这种政策就根本出不了台。



又拿执政党所自鸣得意的“改革开放”年代来说，如果人民能够自由组党、自由结社，类似于“六四大屠杀”这样惨烈的国家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无论是“官倒”问题、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多党政治来解决。在多党政治条件下，社会矛盾难以长期积累，官民矛盾也不会上升到需要使用机枪、坦克来进行屠杀的地步，人民当然不用赔上鲜血乃至于生命的代价。而国家公民也不会因为组织政党而一批又一批的被推进监狱！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法轮功人士的基本公民权利也会通过自己的政党来维护表达，政党间的平权监督、相互制约和竞争关系也不会允许执政党将修炼法轮功的国家公民成批次地送进监狱——那只会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和不安宁！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腥“圈地运动”便不会发生，唐福珍们不会绝望的自焚，钱云会们不会蹊跷死亡，钱明奇们也不会怀抱炸弹与“政府大楼”同归于尽，“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也不会因为向国家机关递交“公诉书”而被“公仆”们的勾拳和直拳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人民可以通过组党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任何执行强拆、强征的政党及其政府，任何藐视人权、无视法治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都注定是要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的。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腐败不会泛滥成灾，两极分化不会判若天地，官僚们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作恶，仇官、仇富现象也不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也不会遍地开花，进京访民也不会络绎于途，黑监狱也不会拥有市场，天量维稳经费也会用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甚至可以用来建造航空母舰看护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原因很简单，政党都在相互监督，都在拼命寻找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都在努力为民众说话、为民众办事以求选民更多的选票。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人民有组党结社、行使多党政治的自由，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会失去大量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中苏、中俄边界划分上、在南海问题上等等），原因同样很简单，在多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敢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问题上开半点的玩笑。



但遗憾的是，由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现实存在，由于“八大民主党派”的“三陪”地位，由于人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落实，才使得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太多的灾难和悲剧，而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新增了更多的问题和悲剧……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果“党禁”制度一直保持下去，如果结社自由、组党权利、民主政治一直得不到实现，不仅腐败、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社会矛盾会以加速度的势头恶化下去。官僚的压迫，权贵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无底线掠夺会将整个社会推向仇恨和对抗的境地，而无视人权、蔑视人权的党国维稳体制也只会加速制造火药桶内的火药。在缺乏和平表达、和平抗议、正义诉求得不到有效伸张的情况下，钱明奇们既然会怀揣炸弹奔向“州府”，他们也会怀揣炸弹奔向“省府”乃至于奔向“国府”——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漫长中国历史上，个体平民将反抗目标对准最高执政者的事例数不胜数，远有张良雇人以大铁锤刺杀秦始皇的事情，近有国民党人刺杀满清摄政王的事情……当人民的不满演变为针对一个个具体高官显宦并“让子弹飞”过去时，不仅党将不党，而且国将不国！！



这种悲剧是应该避免的！

而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唯一途径便是“开放党禁”，推行结社自由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使得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甚至包括杨佳这样权利受到伤害的国家公民都可以找到（或组织起）代表自己利益、捍卫自己利益的政党，则执政党和政府当局在目前所遇到的全部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特别重要的是，多党政治不仅能够止“恶”，而且能够扬善促好。纵观人类历史进程，自近代以来，凡确立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的国家，无论是西欧北美，还是新澳韩日，其经济繁荣程度、人民幸福水平、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程度大都行走在世界的前列。民主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在规定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使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地发展和完善。”他同时还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强调：“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德，宜重党纲，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它党争胜……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有进步”。正因为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证明了“结社自由”的重要性，所以由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才明确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结社的自由”。



几天前，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曾经指出，“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其实，总理先生此前在多个场合做过类似表达，关键是该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呢？

在这个问题上，《零八宪章》已经做过详尽回答，其中十分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开放党禁，实现“结社自由”—— 《零八宪章》在其“基本主张”的第9条公开宣布：“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当中国社会不仅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不仅“八大民主党派”不再扮演“婢女”和“花瓶”的角色，而且“中国民主党”也可以合法存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民主进步党”也可以合法存在，甚至“中国法轮党”、中国“乌有之乡党”、中国“访民党”、中国“农民党”等等等等都可以合法诞生、合法存在的时候，不仅总理先生的忧患可以完全解除，而且执政党的“心脏病”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治。



尽管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犯过太多太严重的错误，有过太多太深刻的教训，但刮骨疗毒，其时未晚。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本着同胞之爱和公民之责提醒执政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先天性的制度设计错误，使得尝试共产主义实践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走向了失败，好在是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能够迷途知返，顺利回归到以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为导向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目前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除了北朝鲜还在顽固不化、厉行极权主义统治外，古巴、越南等国家都有转向民主法治的趋势。尤其是越南，政治改革的步伐很大，效果很好，很受人民的欢迎。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如果再执迷不悟，一味地大唱“红歌”，大扬“红色主旋律”，宣扬什么“朝鲜政治正确”，势必要将整个国家拖向世界政治文明的后列。更何况强权维稳体制导致国内政治千疮百孔，官民矛盾势同水火，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当幡然猛醒，不是如中央统战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而是以对国家、对人民、也是对执政党自身负责任的态度迅速启动政体改革，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向着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方向勇敢前进，则不仅共产党能够浴火重生、重塑执政合法性，而且广大访民、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广大基督徒、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广大民主人士和良心人士以及“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会以发自内心的歌唱和赞美来共建中国希望的未来、共建中国美好的未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勉乎哉！勉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