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李彤报道）成都民主人士余刚于6月3日上午，同另两位热心民运的朋友从广州赶往香港，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当日下午，他们来到铜锣湾时代广场与那里的绝食学生进行了交流，余刚在他们主持的论坛上发了言，驳斥香港的“国民教育”是“国奴教育”。
傍晚，他们前往香港大学，并在民主墙上张贴了余刚的文章《告香港同胞书》。
6月4日下午，在64活动现场听论坛。此时，香港的各大媒体焦点都聚集在那里。在互动环节里，余刚进行了约5分钟的简短演讲，号召香港人抵制洗脑教育，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及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
论坛结束后，许多媒体记者对余刚进行了采访，听众们也纷纷询问了余刚很多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并派发了他个人的名片。
晚上，他们参加64烛光纪念活动。之后又参加了民主游行，直到凌晨3点才返回旅馆。
6月5日中午，余刚一行人参加了香港“城市论坛”节目（每周香港电视实况转播的市民参与讨论的热点节目），之后返回广州。
余刚是内地执着追求、宣扬民主的一员，在他的名片上印着对专制说不!对奴役说不!对邪恶说不!
据他介绍，他的宗旨是以公开、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全民的普选、人权和自由。他的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
下面是余刚贴在香港民主墙上的《告香港同胞书》
每个人都热爱自由，因为它是生命和幸福的同义词。
生命的意义在于感受幸福，而自由——按照本性的生活——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保障。
人的本性是什么？是思考，以及经过思考后的表达。一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遭到扼杀，这个人便不能称其为人，而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很遗憾，在东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几千年来未出现古希腊似的天才，因此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乏味的、动物般的生活。没有思想，没有激情，没有希望，也没有幸福。人们被恐惧笼罩，恐惧成为指导一切行为的法则。
回顾我们祖先的历史，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欣喜的东西。偶尔闪现的几粒零星火花，顷刻间便淹没在谬误的汪洋大海里。我们从来就没找到思考的正确方法——理性。迷信一次次锁住我们的头脑，蒙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自由地思想，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
幸运的是，一百多年前，由古希腊天才们带来的人类文明已经成长到可以跨越一切自然障碍的地步了，于是摧枯拉朽般地席卷东亚大地。我们才开始有了激情、思想和希望，我们才第一次憧憬自由和幸福。
我们的一切都是西方的。我们的教育是西方的，法律是西方的，我们的政治、经济仍然是西方的，甚至我们的服饰、建筑、消遣方式几乎全都是西方的，我们从中享受到快乐，也享受到自由带来的成果。
可是奴性根深蒂固，一部分人由恐惧驱使又回到了专制的老路上，另一部分人仍然由恐惧驱使重新变得逆来顺受。（他们本是同一类人，不断更换着彼此间的角色。）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香港，由于上帝的垂青，成了一扇由专制东方通向自由世界的窗口，这里的人们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富有勇气，但在大脑里还残留着一些恐惧。因此，在1984年，当那个残暴的矮子以冷战为背景，用武力相威胁，蛮横地将香港人民的诉求排除出谈判桌时，我们没有反抗，只有叹息。在1989年，同一个残暴的矮子用坦克和机枪杀戮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看到他的狰狞面目从而意识到未来被奴役的命运时，我们仍然只是叹息。1997年，正式奴役的大幕徐徐拉开时，我们还是没有反抗而只是叹息。
……
97之后，香港的命运已不可避免地与大陆13亿同胞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如果大陆不能实现民主与自由，那么香港也同样会被奴役。就算我们选出一个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执政官，只要他（她）还隶属于大陆专制系统，那么他（她）上任后也会变得圆滑与妥协，他（她）会不断地对中央让步并教我们“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历史的责任回避不了，上一代人由于环境的局限，他们没有能力完成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把它留给下一代。北非的民主实现了，台湾的民主实现了，一个个专制政权瓦解了。不管10年、20年、30年，中华大地走向民主已成为必然，那时候，当我们的后代这样问道：“你在争取自由的伟大革命中做了些什么？你在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呢？
“Freedom is never free”. 不要怕付出代价，不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有机会为自由付出代价是多么的光荣啊！让我们团结起来，驱除恐惧，去追求真理吧。越接近真理，便越接近自由。
我爱香港
我爱香港人
我爱自由的香港人（我不爱逆来顺受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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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对余刚一行人参加六四纪念的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