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北京土地财政接近破产的边缘。大厦倾斜，支柱快倒，幸亏，补上其他的支柱还不算太晚。该文分析：“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北京过度依赖土地储备货款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从2009年至2011年5月，相关货款总规模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自2011年初开始，大规模还本付息已经开始，目前每月还本付息在100亿元以上，而今年以来每月土地出让收入只有50亿元左右，还贷压力巨大。
解剖麻雀可以了解我国当今财政体制，货币体系的真实运行模式。通过分析北京土地财政与土地货币，我们可以说，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没有土地抵押，就没有庞大的地方贷款。北京土地财政接近破产的边缘，中国以房地产为主要抵押品，为造成运动主要燃料的激进式经济发展模式将告一段落”。
“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抵押品物发放货币，是世界上比较不靠谱的生意，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常见导火索。一项研究显示，我国90%以上价值下降，从地方财政、企业到银行，风险会在一夕之间暴露……
大厦倾斜，支柱快倒，幸亏，补上其他的支柱不算太晚”。
这篇观察，分析和评论刊登在上海官媒，若刊登在北京的官媒上，标题或许是《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上海》。我认为该文点出当今中国大陆最要害的问题之一，揭示了改革开放取得伟大经济成就的秘密。
2008年下半年至今，香港《开放杂志》几乎每月都刊登我一篇政论。至少五次提到，89年“六四”屠城后，经济上实行九四财政，中央政府财权上收，争权下放。最终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喜洋洋，省级政府稳稳当当，地级政府摇摇晃晃，局级政府哭爹骂娘，乡级政府地动山摇。各级政府一年不炒地，经济困难，三年不炒地，财政危机，五年不炒地，自动垮台。
实践证明，土地财政导致全国大面积强征强拆和低价补偿的同时也推高了房价。从今年起为何用举国体制在五年中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这是执政党在民生问题上一张最后的大王牌，否则国民将揭竿而起。用军人、武器、防爆警察、特警、城管和装甲车来维稳，但这些人的住房都难以保障，有可能掉转枪头。
但话要说回来，经济体制和结构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改变依赖土地财政发展的思路至少要用十年的平稳过渡期。土地财政的受害者是一代人的事，我们不希望这种大面积错误再延续一、二代人。
说白了，《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一文，反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道路和实践的真实一面。
按此推理，当年农民陈永贵能当上副总理，今日陈永贵们为何不能当总理和中共总书记？因为陈永贵们最懂的土地的价格和价值，他们才是土地财政的行家。炒地最好用陈永贵们，他们私心少一些。任用黄菊们炒地，真是大材小用，让陈永贵们当上海市长，要比黄菊、徐匡迪、陈良宇和韩正好得多，起码750万在上海的农民工有房住，而黄菊一当市长，独生女急嫁美国的台湾人，他们早已作好中共亡党外逃的准备。徐匡迪更聪明，一当市长，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当美国博士，比黄菊外逃更加爽快。站在中共党文化层面，他们是一些“叛徒”式的人物，望中共在建党100年时，写出一部真实的历史。
据央行一份报告，2008年6月前有16000——18000名贪官外逃，卷走八千亿财产，但日前中共中央外宣办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共的一位新闻发言人否认了这一事实。
这八千亿财产何时追回至今是个谜？各级政府还能多少资源去补偿访民？各级政府的“奶子”真有那么大，真有那么多的“奶水”去满足日益增多的民生问题？只有母亲的奶水才是可靠的，政府不是神，世上有几个是靠喝“神奶”长大的？企望“神奶”的人，恐怕自己没把自己当自然人，最终也可能被正常人群当作另类。
企望海外能下美元雨的人，有几个能喝上外国的“大奶子”的“神奶”的？当他们吸不上政府的“奶”吃不到外国人的“奶”，就有可能人民的“奶”为生。
我建议大家学一下《圣经》，《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有39卷，主要以希伯来文写成，亦有少数章节是亚兰文写成，新约有27卷，由希腊文写成。
“约”是指协议或盟约。盟约是双方面的协议，《圣经》作者以“约”来表达上帝与人的关系。旧约是上帝与人类的首部盟约，主动立约的一方是上帝，而首先受惠者是以色列人。《旧约》是这份盟约的记录，指出以色列人和其他人必须遵照上帝所订下的律法典章，上帝才与他们同在。然后，以色列人一而再地背约，证明了上帝的子民不能单凭自己的能力守约。所以上帝要为他们另立新约，唯有靠赖上帝给予属他的人一颗顺从他的心，子民方能守约。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了“新约”，但主动立约的一方仍是上帝，但受惠的人不是单是以色列人了，而是全人类。
我不知马克思给德国人立过“旧约”没有？马克思的后人给中国人、全人类订过“新约”没有？
我在去年年底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过《我劝温家宝天天读<圣经>》，该文谈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成立六十周年时，我和蒋美丽事先各接到一份精美的邀请书，参加该大会。我们没想到官方把我们夫妇俩当“贵宾”。北京和上海基督教的领袖几乎都到会了，会上传达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王局长访香港时一次演讲：“我认为，在中国（大陆）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好公民”。当天到会的人都很激动，事后我考证了一下，这个讲稿经中共中央常委的多次批示。当天会上谈到家庭教会存在时，即未认为批准也没认为是非法。
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受打压之后，本人已向中共高层提交自己的陈情，希望不要谈判，不要悍然将家庭教会打成非法和邪教，把几千万信众赶入地下，世界几十亿信众将强力反弹。我通过了包括给邓小平女儿邓楠部长当过翻译的亲属递上我的陈情。据反馈邓的女儿们对天主教、基督教有好感。与我同龄，同是知青的毛毛还曾带领一支轻音乐团到梵蒂冈参加教皇举行的一次会议并演出。
官方的底线是家庭教会不要参与政治，但政治的领域是什么？太让人捉摸不定。若家庭教会成员天天读邓小平理论，官方还是欢迎不过来。
若有一天，当局宣布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为非法和邪教，我将昂首走向十字架，走向当局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