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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王玲，女，57年8月出生。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办事处胜利村人。
整理记录人：唐荆陵，时间：2012年11月19日下午11点40分至19点43分。
我住的长沙开福区四方坪胜利村是很靠近城市繁华区的郊区农村，1992年11月4日，胜利村发布公告通知，因为修319国道要征收我家在内的30多户的房屋、土地等，公告声称“三天之内房屋必须倒地”，征地范围内的房屋也的确在公告三天内都拆除了，所以这个公告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的自留地4分地和房屋宅基地60平方米（已做平整和填土、地基框架）都在征收之列，另外我养父是91年去世，养母是97年去世，他们的房屋是单层130平方米左右，也在征地范围内。
拆迁我房屋和土地的时候，我不住在当地。这中间有一段经历，我是87年离婚的，有个四岁的男孩判给我了。为了生存我到广州打工，后认识了一个揭西人，我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在揭西有按照传统摆酒席正式结婚，我就到揭西去住，我在揭西分别在89年生了个女孩，91年生了个男孩，这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跟随我落在长沙。当时联系很不方便，我都不知道家乡拆迁的事情。因为揭西的丈夫对我大儿子不好，矛盾难以调和，我在95年端午节之前带着两个儿子回了老家，发现财产都被征收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我没办法就自己在长沙租房子住。
据我了解，在我95年回老家之前，30多户居民都还是有签署拆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说按照长沙市4号令以面换面征地拆迁，劳动就业一年没安置就翻倍给过渡费。其实却没有执行，大家一直没得到房屋安置，就业也是自谋生路。就在这个情况下，94年开始停止了向这些人支付过渡费，所以大家通过堵塞道路的方法维权，一般是堵塞黑石渡到163医院的路来表达诉求，这是当地的一个交通主道，我们维权的村民手拉手截断道路，在这种压力下，他们才又重新支付过渡费，只是仍然按照92年的标准，有时又会停发过渡费，居民们只好再次堵塞道路。这样反复搞过几次后，当地政府才开始给大家建设安置房。拖到95年，政府方面才稍微提高过渡费金额。我们这30多户居民被拆迁、被征地，各种财产损失也一概没有计算。正常按照国家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是肯定应该计算附着物和财产损失的。
因为当时在建安置房了，我也不清楚政府会给我什么安置，具体措施是否会损害到我的利益，所以我就自己先找工作生存下来，一直到97年10月，负责这个拆迁征地工作的承包商开福区城北开发公司通告说开始分配安置房，我看到其他各家都已经登记了楼号和房号，人家也不时问我分到房子没有，我才去找城北公司，城北公司起初说我没有房子，没建起来，不肯给我任何补偿。城北公司设在伍家岭，离我当时住的地方有将近十里路，我那时几乎一天两三次去找他们，因为没钱都主要是走过去，一个月下来将近上百次去找他们，他们才将我列入安置范围，却一直不肯和我签拆迁协议，到今天也是如此。这时他们又说是已经按时发了92年到97年的征地拆迁过渡费给我，但是我的确是分文未得，后来了解到说是过渡费发给了胜利村，胜利村以我后来的两个孩子是超生为由，全部给扣掉了。11月份城北公司负责人给我确定了安置房的楼号。同月，城北公司主管钥匙的人带我去看了房子，我一看房子开间布局很差，整个安置区最大的只有64平方，其他只有50和40多平方几种格局。他们给我是两套48.9的，房子质量十分低劣，门是劣质复合板，都看到是十多层薄板压合的，窗子和门框已经腐烂了。门框甚至是斜的。厨房和厕所的顶已经有了大片水渍，显然是漏水了，所以我就拒绝签名，但是出于无奈还是收了钥匙，其他各家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安置房分配之后，原来的过渡费就停止发放了，改发一个生产停顿费，我开始可以领取这个费用，和其他30多户一样。这个费用的标准其实是沿用以前过渡费的标准。我听其他拆迁户说这个费用是按照人头和户头结合计算，具体标准我不了解，我一家当时是360元/月，指算了我和我大儿子，我女儿和小儿子的户口在这里，却没给计算，但是我手头有一份城北公司向上级申报发生产停顿费的一个表格，其中却是有我女儿和小儿子的份额，他们名下的钱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因为房屋质量的问题，而且生存条件也恶化了，大家开始向政府反应问题，从下到上，多人多次找了四方坪街道办事处、开福区政府、长沙市政府、湖南省政府多个部门要求解决，都是敷衍拖延，各种实际困难无人解决，房子质量问题也无人过问。
2000年左右，城北公司停止发放生产停顿费，我们30多户居民迫于生计再次去堵塞主道，公司才又继续发放。经过大家持续上访等各种努力，长沙信访局长牵头在信访局的接待大厅召集每家拆迁户出一人，城北公司派王经理出席。定了四个方案，一是房子愿意住的话，他们负责整修；二是重新建两栋房子，按照现在的模式分配安置；三是按照长沙市的60号令，重建安置；第四个我不太记得了，而且第四个方案拆迁居民也基本不认同。这个方案根本没执行，反而王经理被开福区政府以擅自作主为由撤了职。开福区政府2001或者2002年左右，单方发通告，是个四五张A4纸的《开福区政府对319国道拆迁安置房的整修方案》，我们几个主要出面维权的人找胜利村遗留办交涉才拿到一份文件，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听取我们这些拆迁户的意见。为此，大家就不同意开福区政府施工整修。结果我就在2002年大概10月12号（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被开福区公安分局四方坪派出所拘留了，说我煽动（具体煽动什么没写清楚），判令在长沙市荷花园拘留所关押十五天。另外一个维权的积极人士彭中庚带几个拆迁居民到开福区政府质问为何要抓我，接待的人欺骗她们说我已经放回来了，她们就回家了。当天晚上两点钟，开福区政法委书记陈大庆、四方坪派出所所长章正明、胜利村支书曾波亲自带队，去了一二十号警察，敲开彭中庚家的门，把她抓走了，说她非法集资（其实是指大家拆迁户集资给这些积极人士去办事的差旅复印等费用）、带头堵塞道路，判令劳教一年，关押在株洲市白马龙劳教所。
在这期间，彭和我是为大家维权比较得力的人。我们被关押后，拆迁户们都感受到很大压力。我出狱后，在其他上访维权者的帮助下就开始进行复议，结果也是维持原处罚，我就更加积极要维护权利，要讨回公道。
到02年年底，胜利村、四方坪办事处以及派出所就成天到晚派人守住我的家。我不胜其扰，于03年离开了自己的房子，又到岳麓区租房居住，我不时回去看，发现他们仍然守在那里，我只能悄悄回去租房处。基本一整年都只好住在外面。到彭中庚出狱的时候，我才返回胜利村自己家里住，有需要上访维权的事我们就一起去。
04年一月份开始，长沙市又大规模搜捕维权的人，开福区抓人十分严重。我知道的就有贺福（房屋拆迁，他后来被判刑6年）、沈佑斌（房屋拆迁维权被拘留，他后来被判刑4年），应该有一二十个被关到看守所，其中有些被判刑2年的，最长的有10年的。2月底，我和彭中庚、还有贺福的老婆陈慧平一起到北京天安门撒传单，要求中央政府公平公义查实案件，还我们拆迁户公道，我们一人手拿一瓶尖庄酒，特意带上没法打火的打火机，希望引起政府重视，结果被天安门分局抓了，他们声称过春节，就不拘留我们，把我们交给当地驻京办的头，将我们带回来解决问题。后来开福区副区长袁志恒、开福区公安分局马队长等七、八个人把我们接回来，就直接关到了长沙市泉塘第一看守所，我进去才知道那里关了我们很多上访维权的人，后来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这个判十年的就是和我同监的。她是高桥人，在当地买宅基（她丈夫比较富裕）做的厂房被拆迁后，以她是女性为由不给安置，她自己就去安置区占了一套房子，自己换锁，政府再换回，反复几次后，她得到消息政府又要去撬她的门，她就警告说如果有人撬门她就同归于尽。她在自己占的房子内准备了硫酸，后来果然有村领导带队上门撬门，她在门口向这些人洒硫酸落在自己身上，多处烧伤，对方仅衣服烧了几个洞，以此为由判她十年。
我们在看守所被关到04年中，我、彭中庚被判刑一年半，陈慧平被判两年。我们三人被送到湖南女子监狱。家里人来探望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抓了的第二个月，就全面停止给所有拆迁户发放生产停顿费。由于我们被抓，也无人为此出来说话了，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我们被关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都要做苦工，监狱还强迫要完成高额的生产定额，我在看守所期间没有强制定额，我也还做，到监狱里，我们认为不合理，就拒绝强制劳动，监狱是要穿珠，我年纪大了也看不见，无法完成。监狱方面一个男警多次为此威胁我，我没屈服，女狱警又要我在她们面前蹲下，我也不肯，她们又刺激我说我要死就去死，我感觉很绝望，说我要是死了就是那个队长要我死的，为此我还撞过墙。
在监狱期间，我看见很多人被吊、被打或被电击过，狱警们还用麻布塞住被打的人的嘴，贴上不干胶，让人无法出声。
在监狱里，大家去生产区和返回生活区都是列队行进，有一天，当班的队长认为队列不好，强迫大家全体重新操练，我就不肯，直接回监所了，她就向主管队长文警官告发我，姓文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拿电棍电我，电棍触着我衣服，我都感觉到。我就要吞下自己收集的针头，文就来抢我手上的针，正好有监狱自己的上级来巡视，看到我倒在地上，就问我原因，我说我房子被抢了，工作没有，维权却被屈坐牢，我没犯罪。他就要调看我的档案。后来就没有人再来强迫我劳动了。
在牢里，我身体很不好。我是个孤儿，坐牢后孩子在外流落无人看管，心情也很低落，成天都只是想到死了。到最后的半年刑期时，我每天已经没法吃饭，只靠两包豆奶过活。我当时已经瘦得完全认不出来了，当时看起来像6、70岁的人。监狱方面怕我意外死亡，由一位姓李的富有同情心的队长找了五六个人，天天轮流看着我，这样一直到出狱。某天我突然想到我以前看书说有上帝保佑，我就跟上帝说让我死得痛快一点，睡觉的时候死了最好，免得一身伤病回去又拖累孩子。基本天天晚上都这样想，后来有一天梦到有天上来的一个老人拿着白的鞭子，要我吃珍珠和树根，我也不明白。有一天我去另外一个监室，在进大门的时候就看到监室内室的墙上嵌的玻璃镜子掉下摔碎了，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像这个镜子一样，但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预兆。后来有一个晚上连续三次梦到同一个事，说我的钱被偷走了。我就觉得这梦中的事情是真的，会要发生的事情，我就相信上帝真的存在了。果然出狱后我去找我以前托付的朋友，他将我的钱都用光了，连金器也用掉了，也没用到我孩子身上。
出狱后，我就问人家珍珠是什么东西，贵不贵，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我回家才大约半个月，有人向我传福音信基督，我就信了。我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身体和心情各方面好转起来。
我入狱时体重130，出来时只剩下80多斤，05年10月份我女儿回家看到都还认不出来我。此后我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去上访维权。
09年9月7号，我和彭中庚、姓张的一个人同去北京上访，23号回长沙又被四方坪街道办给我们每个人派了四个人看起来，24号我先逃出监控，躲避在朋友家里，又打电话给彭和张，她们也分别出来了。我们在雨花区的火炬村住了一段时间，因为彭中庚打电话给他老公被特务监控泄密了，开福区政府、四方坪办事处和胜利村派人27号追踪到火炬村来搜捕，将我们三人抓起来关到开福区610法制基地，是位于开福区捞刀河镇的一个围院式的宾馆型建筑群落，我们不服，从中秋开始绝食抗议，我是绝食九天，彭中庚绝食十三天，张绝食11天，后来我和彭都送了医院，我们前后被关了18天才释放。这次被关我不得不再次开始维权，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北京，即使被他们抓回来，我也是当天回来当天就走。这次被关后，彭中庚就比较少去北京了，她老是被维稳的人拦截。2010年的时候，彭中庚再次被劳教一年半。
刚开始我在北京主要是住旅店，平常是去天安门、中南海、美国大使馆、联合国驻华代表处等地方去，我也为此常常被当地的警察以所谓“非法上访”的名义抓起来，然后又关到马家楼和久敬庄的接待救济中心，其实就是收押访民的临时中转站，在那里等待被地方政府的人接回去或者关押到北京当地的安元鼎黑监狱。我曾经被关押的地点有南四环的安元鼎接待中心，还有安元鼎的二基地和三基地，具体地名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都在南三环以外。一基地负责的是一个姓金的男子，二基地负责的是一个姓刘的男子，这个姓刘的我多次和他吵过，我指他是非法拘禁我，凭什么关押我，后来他那里再没关过我了。三基地负责的是一个姓邱（发音）的男子。这样反复地我被关了十几次，最短的两天，最长的二十三天。我还在一个靠近南苑机场的黑监狱也被关过5、6次，这地方专门关湖南长沙、安徽和河北的上访人员，负责的是一个姓陈和一个姓傅的。
2011年的时候我感觉住旅店太贵，就和人合伙租房住。我基本天天去国家信访局，也经常被抓、被关。下半年关押地点就改到久敬庄里面了。短的话当天可由我认识的湖南四方坪或者村里的官员来接走，长的时候也会在久敬庄关两到三天。
2012年6月4号，我在中南海洒上访材料被抓，在北京拘留5天。拘留满后，四方坪派出所的户籍警和胜利村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北京的黑保安叫李伟的，将我从拘留所带走接回长沙。我马上又返回北京，大概是7月1号或者2号，我在天安门被抓，天安门分局这次给我定正常上访，长沙驻京办截访人员晚上两点从久敬庄强行将我带上押送访民回湖南的大巴，我当时晕眩症发作，加之有冠心病、糖尿病，正在不断呕吐，他们不顾死活，强行将我拖上车，期间又故意不让人上厕所，也不给吃饭。中途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晕眩症发作了人十分痛苦，我万分无奈，早上7、8点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这么做是要我们死，那就让你们遂愿吧。我就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刀片来割脉了，血流了一地，随车保安头目叫陆子浩（音）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叫司机赶紧加速开到服务区。陆子浩打电话跟长沙驻京办的人联系，驻京办的人命令他只是在服务区买点纱布和药粉简单包扎了一下，带到长沙再说，这就耽搁了我的最佳治疗时间。车到晚上12点才到长沙。我住院一段时间恢复后，8月1号我再回北京，因为割脉得不到及时医治的事，在天安门洒了事实材料，被北京方面拘留十天。再次拘留期满被接回长沙，我再次回北京，又被关久敬庄三天，后被接回长沙，因为身体不好，就在长沙休息了一段时间。
2012年10月28日，我再去北京，我小儿子在天安门给游客照相谋生，我去给他换洗被服准备过冬。11月4号晚上12点左右，我在我儿子租的房子里都睡了。先是一个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去我儿子住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不同，相距不远）查证件，随后不到五分钟，一伙身着黑衣的青年男子破门而入，将我儿子抓起来，我儿子是在北京正常工作的，房东也在场帮助作证，但他们一概不听，由于我儿子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将他按在地上殴打，现在伤都还在。大致是在相隔不远的时间里，我房间灯亮了，有人叫我起来，我一睁眼看到一个警察和一帮穿黑衣的青年男子，我十分奇怪，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房子里的。我问你们怎么进来的，这警察声称我们敲了好长时间门你都不应。后来我看到门是被他们踹破了进来的。就这样他们不管青红皂白把我抓走了。我的两个手机也被他们拿走，其他有多少财物被他们拿走我就不清楚。我一出去看到我儿子已经被关在车上了，我一上车，他们就搜我的身，我要求他们提供法律手续，他们就殴打我。然后就开车押送我们到河北的香河，关入朗府镇的一个黑监狱。这地方在北京东六环以外，要下车的时候，随车的黑保安再次搜我和我儿子的身，再把我们关入一个仓库改造的黑监狱，里面已经关了两个女的，四个男的，全部是黑龙江人。带我们的保安也是操东北口音。黑监狱里面的看守自称也是黑龙江人，其中一人自称叫阿五，另有一个姓张（音）的，还有一个叫许光（音）。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做生意的，被无辜带到这里。我第二天问他是什么人将我们带到这里，看守回答说是我们信访办的人搞的，还说昨天抓我们的人除一个是他们的人以外，其他都是我们驻京办请的人。
这样一直被关到16号晚上，又来了一批黑保安将我们母子二人带走，他们告诉说是要送我们回北京。其他那些与我们关在一起的人还关押在那里。车一路开，他们不给我们在服务区上厕所，实在逼急了，就在高速路边上停下来，他们的人先下车把车牌拆下来，防止我们看到车牌，才让我们下车在马路边随意解决，然后再装上车牌继续走，我们是南方人，不习惯吃面，他们说不吃面就算了，就一直饿着。结果车一直开到广东从化，18号凌晨一点多，这帮人把我们母子扔在了从化鳌头白兔村。黑保安声称说有人叫我把你们扔到山沟沟里去。我们当时身边一无所有，要他还我们手机，黑保安说手机在我们领导手上。他们丢下两百块钱就赶紧跑了。我们赶紧四下找人，在一个厂房的值班处请人报警了。后来去鳌头派出所做了笔录。鳌头派出所先安排休息了一下，第二天鳌头派出所联系四方坪派出所，四方坪不肯来接。鳌头派出所副所长自己开车把我们送到汽车站，还送我们一百元车费到广州去找朋友帮忙。这就是我这次见到你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