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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悄然赴京
——中共党代会，草木皆兵。
经过两夜一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在迷蒙的晨雾中停稳。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背着简单的行李，迈出车门，一个寒颤，顿时置身于寒若冰窖的北京西站。
冷清的大街上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却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红袖套”和警察。他们警惕地审视着过往的行人，凭以往被截访的经验，我不禁拉高了衣领，埋下了脑袋，加快了脚步。
经过一段“艰难”跋涉，我终于到达曾经的上访村——北京火车南站，往日遍布街头巷尾、满面沧桑、两眼迷茫、求助无门的冤屈访民，都消失殆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红袖套”和警察。我围绕着曾经“名满天下”的上访村走了一圈，访民们能栖身的小旅馆都消失了，就连曾经栖身桥洞底下的访民也不见了。上了一定规模的旅馆，有的也大门紧闭，只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11月1日至15日停业装修”。往日访民们川流不息的打字复印店，此时也是大门紧锁，贴着“休息”二字。一片肃杀寂静的荒凉景象！
二、万幸交表
——过关斩将，仿佛见了天日。
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我看见从陶然桥头到国家信访局大门外的公路两边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攒动。这些人衣着体面、面色滋润、眼光贼亮，紧盯着那些行色匆忙赶往信访局方向访民们，各自搜寻着他们势力管辖范围内的维权者，一旦发现目标，便蜂拥而上，连拉带拖地塞进早就等候在旁的汽车里，瞬间消失在人群中。显然他们是“地方”派来的截访人员！
胆战心惊加上东躲西闪，我终于到了距离国家信访局约200米的地方。只见，在人行道靠内的地方，用栅栏隔离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过的“访民专用通道”。该通道由保安和警察守住入口处，指挥着访民排队依次前行。在仔细检查了身份证后，队伍拐入通往国家信访局大门的小巷内，此地距国家信访局仍有一段距离。
在小巷的入口处，我被进行了第一道安全检查，警察用安检仪器对每个访民进行安检。安检后，我又开始了排队等待。只见前方的队伍弯弯曲曲的穿梭于仅容一人通过的隔离栅栏里，访民们前胸贴着后背地缓慢前行着。
在经过了缓慢的排队前行后，在快到信访局大门外的地方，警察再次检验了身份证以及上访材料，并在每个访民的材料上写上了一个编号。拿着写着编号的材料，才能继续前往几米开外的国家信访局大门。访民得再依次经过保安查验身份证及带编号的材料后，才能进入信访局大门。
我是上午9:30到的国家信访局开始排队的，快轮到我编号的时候已经快11:00了。此时，工作人员下班了，并停止了编号。已经领到表的，也只能离开，等到下午上班了再重新进去。
人实在太多了，我怕下午进不去，不敢离开半步。附近连卖吃的也没有，我只得饿着肚子，水也没有喝一口。就这样，一直挨到了下午1:30重新上班。此时，上午没有交表的访民又重新排进了长长的队伍，等他们再次重新进行安检放入信访局大门后，我们才能重新开始编号。等我手拿编上号的材料往里赶时，已经是下午2:00多了。在经过了比机场安检还严格的程序之后，我终于迈进了国家信访局的大门。
今天下午一共开了六个发表格的窗口。领表前，我又一次的被查验了身份证和上访材料。工作人员在材料上编上个日期后，发给我一张表。就在刚才还一直排在我前面的成都市青羊区访民刘存钦却因为距离上次上访登记领表不足两个月而没有领到表。原来他是因为征地、拆迁没有得到安置补偿的问题曾于9月12日来国家信访局登记过，而今天是11月9日，距离上次领表差2天满2个月，而国家信访局规定每两个月才能领一次表，刘存钦只得离开。
虽然是经过了层层仔细的安全检查，但是包还是得寄存，信访大厅是不能带包进去的，访民手里只能拿着身份证、上访材料、刚领的表以及笔进去。再一次经过排队等待，一次只能允许两三人进去。里面是第三道关，也是最为严密的一道脱衣安全检查。这次的检查不仅要求脱掉外衣，进行前胸后背、上上下下的仪器检查，更是贴身在裤腰处贴肉搜身检查，只有检查合格的才能被放进信访大厅。
填好表到规定的窗口交表，这一次终于没有排队。将身份证和表递进如同银行柜台一样窗口（因为是重访不收材料），工作人员看了一下表又刷了一下身份证，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然后还回了身份证。我见没了动静，便问了声：“完了？”对方面无表情的手一挥，前后不到30秒。为这不到30秒的时间，苦等了将近一天，饭没吃上、水没喝一口。
从国家信访局出来已经快下午4:00了，心想：“还好！今天总算完成了领表和交表的程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更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次重复。而更多的访民，为了能领到表，往往只得早早地前来排队，因为访民在市区没地方住，大多只得住在距离较远的地方，一般都是早上5:00出门，直到半夜一两点才能躺下。
在饥饿和寒冷中，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走出了国家信访局大厅。此刻，我在国家信访局的大门前，看见还没领到表的刘存钦——衰老的身躯、沉重的行李、瑟瑟的寒风、斑驳的老泪，悲凄地站在墙边，嘴里喃喃自语着，不知向谁诉说。又见成都温江的孤身访民康凤群，在陶然桥附近的车站，被警察盘查身份证而后带上警车，而车上已关了好几个访民，不禁更加心酸、茫然与无助。
随后，我准备到一访民朋友住处去挤过今晚。没想到就在这时，她却给我打来电话，希望与我一起在外找个地方将就度过今晚。看来她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小地方，也不安全。警察查得厉害，没有去处。我一下子傻眼，僵在了原地。许久，我才回过神来，心想：反正已走投无路了，先找点吃的再说。
在往日最繁华的闹市小街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餐厅。此时，门口的服务员仍在不停地招揽食客，餐厅里灯火通明、干净整洁。本应是用餐高峰期，却不见食客的踪影，仅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正在用餐。
我在小巷里，找到一家小面馆，发现只有老板一个人在电脑前分析股票走势。我疑惑的问了声：“营业吗？”得到肯定回答后，我要了一碗面。我一边吃，一边和老板攀谈起来：“生意一直都这样吗？”
“不是。因为现在开十八大，外地对进京人员控制的很严，北京又查的厉害，旅馆不敢轻易接待客人，天安门晚上又不让进，所以人特别少，我一个人都还闲着呢！”
吃完面出来天已经很黑了，我一个人在冷清的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想当然是离天安门越远越好。夜已深，不知是天气太冷，还是前期安保工作做得到位，反正街上已经人迹罕至，连“红袖套”也没了。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栖身之地，暂时熬过了寒冷的几小时。
三、戚然回首
——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
真的不知道被权力机关使用暴力强拆了16年的私有合法的黄金口岸营业房，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还能否讨回公道。不敢想，也无力去想！自从房子被暴力强拆后，我没得到一文钱、一片瓦、也没有签定任何协议。为此：
①1997年8月我年轻的弟弟含恨九泉；
②2004年9月30日在成都，因维权被以扰乱社会秩序被捕入狱3个月；
③2007年5月，在北京维权以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在朝阳区看守所5日；
④2007年6月12日起，在成都锦江区被关163天黑监狱，喝的是浑浊的浅表地下水，看守人员另有水喝。衣服单薄的我们，历经酷暑严冬，饱受病痛折磨，当地政府强迫我写保证不去上访的保证书，因他们再次违法，我坚决不从，他们找来精神病院的车和医生，准备将我们关进精神病医院。由于我们一同被关的是三个正常人，医院不敢同时接受叁个正常人为精神病，阴谋虽未能得逞，但这却使我深深的感到恐惧和危险，整天提心掉胆，夜不能昧，身心饱受催残；
⑤2008年12月，气瞎了双眼的老父悲愤交加、含恨离世；
⑥2009年9月，因在北京维权，被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派出所关了1天1夜；
⑦2009年11月10日，在北京日坛公园，因接受记者采访被以扰乱社会秩序拘留5天于朝阳看守所；
⑧2009年11月，在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雅思逸酒店被关7天7夜。
无尽漫长的维权之路，荆棘丛生、恶魔频现，令我身心俱疲，茫然无助！历经磨难而求助无门的我，几乎被逼上了绝路！
四、幸获回函
——建设部金科玉律，到成都废纸一张
11月10日上午，在22路公交车站上车，我看见车上前后门都有警察和保安警惕地审视着上下车的乘客。车在经过天安门东到达西单站后，他们才下车离开。
在快走到城乡建设部信访接待室时，我远远地看见有几十个人聚在那里；走到门口之后，又看见里面又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截访的，因为我不是他们所拦截的对象，因而得以安全通过“人群”。
凭身份证和材料，我领到了表，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昨天在国家信访局没有领到表的刘存钦，叫她赶快过来。但刘在电话里惊恐地说她已经被截住了，随后电话便断了，任凭我怎么打也打不通了。我只得一个人站在建设部信访接待室里，填好表交了进去，并“幸运地”拿到了建设部的信访回函。根据信访条例，应回当地处理，瞬间的欢喜又即刻化为乌有，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局总是那么相似——废纸一张，杳无音信。
手拿国家最高权威部门回函，我曾经激动的犹如获得圣旨般、一度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身。不只一次的心想：“有了国家最高权威部门的函件，回去后问题一定能得到相关部门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解决，苦难终将摆脱。”真谢天谢地，然而，心存感激充满信心的我，拿着回函回到成都，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却拿着文函不屑地扔到一边，便没了下文。原来，'中央文件出了中南海就成了废纸一张"，这并不是传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百姓要遭殃、要受到祸害、受苦受难成为冤民的原因了。如今，我再一次无奈地拿着国家最高权威机关的信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建设部。
五、惨然返蓉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
在去中纪委的路上，我被警察挡住，又一次被送进了久敬庄。
我由地方驻京工作组从久敬庄接出来后，直接被送到了一处有森严卫兵站岗的院内，然后被强行关进了一个有三道铁门的地下室。地下室里的每个房间都安装有监控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有专人24小时监视，没有任何吃的，电话没有信号，我与外界彻底断绝了一切联系。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和另一名老年维权访民被带上了一辆八座的汽车。车上早已坐了五男一女不明身份的人士，对我俩虎视眈眈的，我感到自己似乎落入黑社会手中，因为很多维权者在此类车上被打。我心存恐惧，加之又在寒冷的冬天，吃着干冷的面包加凉水，一路从北京颠簸到成都，我早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如果乘飞机全票1000多元，坐火车卧铺400元左右，“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而汽车押送一个访民，则高达16000元左右，还达到了“折磨访民，从中渔利”的目的，这大概就是“我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原因之一吧！
我真担心自己会像一些冤屈的维权访民一样：在经过年复一年的风餐露宿之后，疾病缠身、心灵重创，而后痛苦地倒在维权路上，魂断他乡。难道这就是“犯罪团伙利用公权，掠夺百姓合法财产，公然变卖分赃，受到伤害的百姓四处维权，却处处碰壁”的最终结局吗？他们手拿着带有血腥的赃款，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们背负着带有血债的冤屈，承受着四处维权的凄苦生活！难道这就是温总所说的“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的大同景象吗？
辛苦了一辈子，本该颐养天年的我，却不得不继续奔波于艰难的维权上访路。世界各国都进入到文明的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伟、光、正”的领导下，难道就真的就没公平、公正、公义了吗？老百姓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人为的灾难吗？我仰天长叹：天理何在？国法何存？何时是尽头？
四川成都维权冤民邓品芳
2012年11月22日
电话；1588455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