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报道）2013年元旦，本网信息员采访了已经破产的原国有企业安徽拖拉机厂住在危房里的职工们，了解他们的住房状况和期望。
上午8时30分许，本网信息员首先来到原安徽拖拉机厂招待所，此处是计划经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安徽拖拉机厂为招待各地前来购买大型拖拉机的客户而建的两排平房，每间16平米的房子，后用于职工宿舍。两幢三层楼的后面就是这两排平房，里面是住户为了扩展居住面积而乱打乱建的小屋或棚子。找到老杨，老杨与妻子居住一间屋子，一听要采访房子问题，老杨就介绍自己的情况，他是1965年当兵的，2008年办理退休，妻子则是结婚后从外地调到合肥工作，只有这间原安徽拖拉机厂住房，房子年久失修，到处漏水，老杨指给我看屋内天花板上他为了防漏钉上的纸板，又带我到屋后看屋顶的瓦被树压坏之处；老杨称他希望能够早日住上如附近安纺宿舍一样的房子（本世纪初合肥市政府为解决安纺职工住房问题而做的危旧房改造），不过就如何承担费用则直称说不上来；紧接着老杨就开始如往常一样询问工伤政策有何变化，他是一向抱怨自己是六级工伤，退休后就没有待遇的时事；然后老杨又开始提起其妻子的计划生育费的问题，指责政府官员因其妻子是从外地调入合肥而不支付计划生育费的行为是违反安徽省计划生育法规的；见老杨如此，本网信息员生怕耽搁时间太久，影响采访而告辞。出了老杨的家，就在两栋楼房中间的平房里找到凌庆祝老人，凌庆祝老人今年七十岁，他是1964年12月当兵，1970年复员转业进原安徽拖拉机厂工作，直至1994年3月份退休让大儿子顶替；提起房子，老人有一肚子气，1993年3月份退休后，原安徽拖拉机厂是逼着他交出位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西边的集体宿舍，才给他大儿子分配了安拖东村原招待所的一间16平米的房子，如今，他与老伴和大儿子一家三口住在这16平米的房子，大孙子2013年就要上高中了，可住房条件依旧如此恶劣；小儿子一家三口则租房居住在这平房。凌庆祝老人称自己养老金仅1458元每月，妻子与俩儿子是1984年从肥西农村老家搬来与他同住，大儿子顶替的，小儿子是1995年合肥市卖户口时花了8000元买的，妻子今年66岁，1984年来到他身边后，原安徽拖拉机厂安排在厂里做家属工，后在铸工车间出工伤脚背被工件砸成骨裂，虽然治愈但未获补偿，又做了许多年的清洁工，原来没有退休工资，只是在2011年办理了补交养老保险手续，缴纳了29600元，现在领取每月690原养老金，如此老夫妻二人养老金收入仅2148元每月，面对物价飞涨，是毫无可能拿出钱来购买商品房的。面对本网信息员的提问，凌庆祝老人愤慨地说：原安徽拖拉机厂的干部们哪家没有几套房！我们现在是没有人关心的。
离开凌庆祝老人的住处，继续往东走，不到百米处就是六排平房，这些平房大约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家我见到一位八十高龄王阿姨，我一听老人是江苏口音，一问果然是的，老人称是江苏宝应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江苏到合肥工作的，从美菱冰箱厂退休的，老伴则是1955年从江苏省常熟市过来进安徽拖拉机厂的前身企业工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因病去世，老人与儿子和孙子三人住在这16平米的平房，老人抱怨自己的儿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找领导要房子，搞得现在就住这么点大的房子，而且房子破旧不堪，这房子住着实在放不下心——去年大雪，社居委还出过告示提醒住户注意安全，预防房屋倒塌压着人。
正在采访时，见到60多岁的老王师傅，老王师傅也是住平房的，而且是居民义务治安巡逻队的成员，经常与几位老人胳膊上套着红袖箍在小区里转悠。老王师傅见本网信息员在采访房子的事，即说已经开过会了，今年不在计划内，当本网信息员询问他时则称“不能说，说出来你上上网就麻烦了。”
约上午11时许，本网信息员结束采访回家吃饭休息。
下午13时许，本网信息员又直前往位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西侧，育英中学对面的安拖职工宿舍，该地的和平一村的13栋、14栋是非常的典型，本网信息员早在20年前就听单位的老师傅说过一间屋子中间砌一堵墙住两家人的情形，今天就要一睹究竟了。
就在育英中学对面14栋楼旁，本网信息员就遇到了在原安徽拖拉机厂做家属工的耿庆芳老人，老人今年61岁，她看本网信息员眼熟，然后听本网信息员称要采访房子问题就非常的热情，她带着本网信息员走到她所住着的13栋楼自己的房子——穿过楼道，从楼的北面，沿着狭窄的路到她家，这就是本网信息员早就听说过的一间房住两家人的房子：房前是住户搭的棚子，进去棚子打开房门就是一蜗居，两边是高低双人床，中间就一点点空地。耿庆芳介绍她与老伴汪昌章现在住在这里，上铺现在堆着杂物，以前则是俩儿子的床铺。老人介绍俩儿子长大了，结婚了，皆在外租房住着。耿庆芳的丈夫汪昌章今年70周岁，是1970年从部队复员转业进原安徽拖拉机厂的，自己则在厂里做了15年左右的家属工，2010年补交了社会保险35600元，现在领取每月580元的养老金，加上汪昌章的1500元的养老金，夫妻俩每月有2080元的养老金收入，这点钱自然是只够生活，买房则是奢望了。
一位年轻人热心的带我到13栋楼上去看看，踩着咯吱作响已经破损不堪的楼板，见二楼楼梯处挂着两只不知何年挂在这里的灭火器——灭火器应当已经失效，在灭火器的二楼墙壁见是焦黑一片，应当是失火所致，这也解释了何以有两个灭火器的缘故。三楼上，则不仅墙壁上是早已不见石灰粉刷的白色，而是黄黄的，烧饭烧菜的烟火所致的吧，顶部更是残破，上面到处可以看出下雨漏水的水渍和石灰皮被水泡后鼓胀起来。
年轻人指着这房子说，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如今长大结婚在外租房居住，他不甘心，父母劳累一生，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住在这样残破的房子里，对此本网信息员无言以对。
离开后，本网信息员在互联网上查到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和2004年央视《新闻1+1》2010年4月12日播出的：最后的“晚餐”，还要吃多久？国务院的决定里没有规定国有企业里已经享有福利分房的和没有享有福利分房的如何协调二者权利，以使没有享有福利分房无法参加住房改革的职工获得住房权保障，而是享有福利住房的与没有享有福利住房的一同开始执行公积金制度，如此不公，令人顿生最大的不公就是立法不公的感想。而央视报道里则曝光合肥市政府公务员变相福利分房，虽然在“清退”，可谁知道今天“清退”明天就不能再占的事情不再发生吗？联想起这几年从网上和坊间传闻的公务员的公积金数额之高，购房价格之地的事情，让人情何以堪。
元旦当天网络媒体上有《收入改革方案再因故推迟 温家宝年初承诺落空》的报道，喊了8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温家宝总理曾要求“年内制定”最终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而未按要求出台，报道中引用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果真如此，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必然就如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一样，不会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而会继续给既得利益集团以可乘之空间上下携手，最终使收入分配方案的落实落空，不会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其实真正的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得从纠正既往的不公做起，否则，其纠正收入分配不公的愿望是否真实就令人质疑。
劳动者提供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其所得的劳动报酬必须使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收入中必须有住房、医疗、养育子女和养老金等，而剥夺劳动者权利无疑是对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等宪法规定的反讽。
附记：本网信息员这两年来多次被工人师傅们要求报道住房福利，今天终于完成了工人师傅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