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星期五

吕耿松:上苍叫我祭奠六四英烈(图)


                       
刚刚过去的六月四日,是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六·四”节,所以今年的六四特别紧张,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受到严密的控制,杭州也毫不例外。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受到监控,前门后门都有人看着,走一步也有协警跟着。到了五月底,控制就更加严格,协警轮流值班,昼夜看守。说来也巧,我大哥去年农历四月廿六去世,今年四月廿六是他的周年,而四月廿六正好是公历六月四日。所以,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摆脱监控,安全地回老家祭奠我大哥。

六月三日早晨6不到,我走出大门,看见监视我的协警正在打瞌睡,我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到我妻子的值班室里。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还没有跟来,我确信他们没有发现我,心里有了底。
经过提前一天的“侦察”,我断定监视者对我从大门出去不大注意,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从小门进出的,客人来也从小门进来,只要小门一开,监视我的人立即从坐位上站起,有时候是神经质地“跳将起来”。但是对我从大门出去,除非骑电瓶车出去,他们是不注意的,平时我确实很少从大门进出。早上跑步我是从大门跑出去的,但时间都是在六点半,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这也就在监视者那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六月四日凌晨515,我换了衣服,摘掉眼镜,背了个包,再次从打瞌睡的协警前面走过,然后拐弯进入弄堂,出了小区。到了车站,我就放心了,监视者再也找不到我了,也许他正在呼呼大睡呢。

到老家后,我和我妹妹一起去买祭品。我妹妹说,还要给父亲买祭品。我说,不是给大哥做周年吗,怎么还给父亲买?妹妹说,父亲今年90岁,要给他做90岁冥寿。我这才想起,父亲是1989年去世的,到今年24年了,六四事件距今年也是24年。我眼睛一亮:“89”、“64”、“24”、“426”这几组数字竟是如此巧合地与我今天的祭奠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天意吗?我是个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不相信神仙、皇帝、主宰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似乎感到冥冥中上苍在安排,它叫我祭奠六四英烈。于是,我多买了一对红烛和一柱香,在为父兄点燃香烛的同时也为那些稍晚于我父亲进入天堂的英魂,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献出年轻生命的莘莘学子点燃了香和烛。香烟缭绕,烛光闪烁,我的心也在跳跃。父亲和哥哥是我最亲爱的人,六四英烈是我最敬爱的人。最亲爱的人和最敬爱的人能在同一时刻祭奠,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耀!

上午950分,我妻子打我哥哥的电话(我的电话已关机)说,那些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在不断问她我到哪儿去了。我说,不要理他们。下午3点半我刚下山,我妻子再次打电话来说,她被逼不过,说出了我在老家,他们(指国保和派出所)下午要接你。我说,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具体位置,我累极了,要回去睡觉。晚上我妻子又打电话来,说他们明天来接你。我正想从老家带一袋土豆回杭州,这正好为我省点力气,反正是共产党的车,不坐白不坐,就叫我妻子跟他们约个地点,我在约定的地点上车。

六月五日早上8,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翠苑派出所张所长、片警、国保三个人开着别克公务车到了临安市于潜镇我岳母门口,把我“接”回了杭州。在车上,我对张所长说:“张所长,你太关心我了,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张所长说:“我也没办法,骂都被上面骂死了!”我说:“还有人敢骂你?”张所长说:“骂我的人多哩。我起了个大早,现在还得赶回去开会。”

到家后,我立即被协警前门后门各两个看起来。不久我妻子打电话叫我去值班室。原来,六月四日我“失踪”后,派出所当晚就重建了夜间巡逻队,巡逻队把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占去了。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只有两间一共不到五平方米的棚子,一间是站人的,一间是放东西的。巡逻队把放东西的那间占去了,而且还锁上了门。我妻子火了,把巡逻队的三只箱子扔出来。物业主任威胁我妻子,说要开除她,于是我妻子就去找社区书记和街道书记,叫我去代班。我去值班室时,两个协警也跟着去,坐在值班室前面看着我。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日夜不断地守着我,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时,难道还好意思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吗?